第四章 从屈服于危机走向本田罢工
2008年秋季以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加工业普遍出现订单减少、成本上升、利润下滑等情况。资本家为了自保，将危机转嫁到工人身上，于是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降低工人工资，取消相应的福利，增加劳动时间和工作强度。2008年下半年以来，大批工人被抛向街头，在职的工人也朝不保夕。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工人行动日趋保守。然而，2009年秋以来，经济逐步复苏，沿海出现民工荒，工人谈判的筹码开始增强。在此背景下，压抑一年之久的工人开始重新行动之来，涨薪的呼声此起彼伏。2010年初，经济进一步复苏，用工缺口进一步扩大，而工人的抗争也更加激烈。2010年1月，苏州联建爆发大规模罢工要求加薪，打响了当年工人进攻的第一枪。随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罢工接连不断，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涨薪潮。而广为人知的南海本田罢工，就是发生在这个大背景之下。2010年5月，南海本田爆发了持续20天的大罢工，最终以工人的全面胜利告终。南海本田的罢工，是2009年以来涨薪潮的继续，也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一连串的连锁罢工的开端。南海本田的罢工，把工人的斗争情绪引向了新的高点，把中国工人的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第一节 2008年秋季以后的整体环境
2008年第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波及沿海制造业。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出台4万亿投资计划扩大内需，各地加大对各类行业的扶持力度，以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率。扶持各类行业发展，并不是扶持这些行业的工人，而是扶持这些行业的资本家，保障各类资本能够持续保值增值。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人生存状况急转直下，珠三角失业工人比比皆是，老板关厂、开除工人都变得合情合理，工人却很难像2008年上半年那样伸张自己的权益，劳动部门也不再支持劳动合同法中确定的很多权利。于是，一场资方对工人阶级的反扑开始了。
一、经济环境和企业困境
（一）经济环境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逐步波及到实体领域，中国实体经济各项指标开始走弱。从图4–1可以看出，2008年GDP总值大约30万亿，比2007年增长9.0%，5年来经济增速首次跌破10%。尤其是第四季度，GDP增长仅为6.8%。
（二）企业的困境
宏观经济走缓的同时，中国企业又遭遇了订单减少、原材料价格上升、产能过剩等不利因素，这些都直接导致企业利润下滑。而银行为了控制风险，不得不紧缩银根，从而导致企业现金吃紧，于是出现大规模破产。
第一，订单减少。金融危机后，欧美等国内需出现问题，大规模取消订单，直接影响到中国外向型企业的生存。2008年，中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大约2.5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5年来首度跌破20%。从表4–1可以看出，到2008年底，出口更是破天荒的出现了负增长。
第二，原材料价格上升。从企业生产成本来看，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从表4–2中可以看出，2008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增长10.28%，远高于2005–2007的往年数值。
第三，生产相对过剩。从产能利用率来看，2008年也开始出现拐点，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大批生产能力闲置。从图4–2可以看出，在经过2003–2007四年的产能利用率上涨之后，2008年产能利用率开始全面下滑。
第四，银根紧缩。经济环境趋紧，成本上涨，出口走缓，再加上一直以来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企业的资金链开始出现较大的问题。而银行为了自保，开始紧缩银根，使得中小企业甚至是大型的民营企业融资更加困难，无异雪上加霜。
第五，倒闭潮。2008年底，开始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据广东报道，“据各市中小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上报，今年前三季度停产、歇业、关闭和转移的企业7148户。……10月各项经济指标急转而下，关闭、停产、歇业和外迁的中小企业不断增多，截至10月，这个数字已升为15661家，一个月就翻了一倍。” [1]《世界企业家》杂志的报道也印证了上述说法，“香港工业界立法会议员梁君彦二十九日出席立法会会议时表示，预计将有二成五，即约二万间内地港商厂房将倒闭，此将拖累本地总公司裁员，进一步推高失业率。”[2]
在上述背景下，各地纷纷出台应对措施，帮助企业过冬。
二、综合工时制的推广
金融危机以来，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帮助企业减负。地方政府大规模发行基础建设的债券，投资基建，拉动内需，从订单需求的方面帮助企业；放松对中小企业的管制，默许资质不达标的企业违法经营；对企业进行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减免企业的行政收费或者发放低息贷款。所有这些政策里面，对劳动者影响最大的，是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不同的政策，鼓励企业降低用工成本。降低成本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降工资，比如南昌政府直接出台文件，支持企业降低职工薪酬，规定“困难企业可通过与工会和职工方平等协商，采取适当减薪的办法，确保企业不实行经济性裁员，但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省政府公布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3]其二是违法采取综合工时，比如北京、深圳等地出台地方政策，违反法律规定，扩大了综合工时的适用范围，加大了企业的用工弹性，节俭了用工成本，减少了劳动者的收入。
企业普遍采用综合工时制削减成本。金融危机前，综合工时的适用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除的确因作业特点而必须实行综合工时的企业外，其他企业很难申请综合工时制。金融危机之后，企业为了自保，开始裁员。政府为了保企业，开始鼓励企业实行弹性工时制度，以便降低企业成本。2009年1月23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稳定劳动关系的指导意见》。文件中指出，“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可通过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进行集体协商，采取灵活用工、弹性工时、弹性工资、组织培训等措施，共同应对当前经济困难。”并要求各地劳保局“引导职工理解并支持企业采取弹性工时……与企业同舟共济。”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各地政府开始积极落实政策，放开综合工时的审批。2009年5月13日，深圳颁发《深圳市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管理工作试行办法》，扩大综合工时的适用范围，规定“受能源、原材料供应等条件限制难以均衡生产的；受外界因素影响，生产任务不均衡的；可以定期集中安排休息、休假的”均可适用综合工时。如此一来，综合工时的范围急剧扩大。“受外界因素影响，生产任务不均衡”，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在金融危机时期，几乎所有企业，均可证明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受外界因素影响，生产任务不均衡”，即均可按此理由来申请综合工时。
综合工时制的诞生是某些行业的作业特点导致的。对于一般的制造业，不应适用综合工时制度。由于综合工时加班时间的工资均按1.5倍支付，即使在周末加班，也无需支付双倍工资，因此为了防止企业滥用综合工时，我国法律规定，企业要实施综合工时，必须要向本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通过审批之后，方可实施。由于综合工时制比直接降低工资更为隐蔽，而且貌似还披着“合法”的外衣，因此其蒙蔽性更大，危害性也更大。
据《广州日报》报道，深圳市政府颁布《试行办法》不到一周时间，就有上千家企业获批适用综合工时，其效率之高，令人咂舌。深圳市正式出台《试行办法》之后，企业对此新规普遍表示欢迎。金威啤酒的谢女士就明确表示欢迎：“啤酒生产行业有淡旺季的，如果像一般单位的员工一样每天８小时生产的话，没有任务的时候员工没有工作可干。申请了综合工时工作制，员工旺季的时候加班，淡季的时候可以休息。”然而，劳动者是否欢迎呢？自深圳大规模实施综合工时以来，因综合工时引起的诉讼就络绎不觉。2009年，爆出的最有名的两起诉讼，就分别涉及奢侈品巨头古驰（GUCCI）和饮料业巨头加多宝。综合工时将直接降低劳动者的收入，劳动者对综合工时的态度显而易见。以加多宝的为例，“从2009年8月1日起，公司已经向当地劳动部门申请了不定时工作制，这意味着原本加班付给员工的双倍工资减为1.5倍。”因此，自金融危机以来，“有关加多宝变相裁员、克扣加班工资、强制执行特殊工时制等种种投诉接二连三，涉及北京、广东、杭州、温州、武汉、青岛、福建等各地分公司。”
由此可见，综合工时适用范围的扩大，直接加强了企业对员工的剥削，势必引起劳动者的不满，埋下反抗的种子。
第二节 危机时期工人的境遇
危机证明，工人的斗争不应局限于取得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夺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大大降低工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大军，一天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这种情形就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
— — 列宁《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74页
工业复苏为危机所代替，这不仅教导工人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同时也破除了在工业繁荣时期形成企业来的有害的幻想。某些地方的工人采取罢工的手段比较容易地取得了厂主的让步，因此开始夸大这种“经济”斗争的意义，忘记了工会（行会）和罢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使出卖劳动力这一商品的条件稍微有利一些。当这种“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销路时，行会和罢工就无能为力了，它们不能改变使劳动力变为商品、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经常失业的条件。要改变这些条件就必须同现代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工业危机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对这条真理已经深信不疑了。
— — 列宁《新的激战》（1901年6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12页
一、失业潮与劳动争议的减少
2008年底，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的凸显出来。企业普遍感到订单减少，资金链吃紧。在此情况下，部分企业开始大规模裁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专项统计，2008年底受金融危机印象而失业的民工，大致在1000万左右。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失业民工大致在300万左右。以珠三角为例，根据锦田顾问发布的《珠三角2008裁员与降薪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期间，珠三角地区有44%的人力资源经理承认，自己所在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进行过裁员，这些公司当中裁员幅度在10%以内的公司占68%，裁员10%~20%之间的占13%，裁员超过20%的占19%。同时，有超过25%的企业明确表示，将在2009年进行裁员。
2009年开年后，招工形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有越来越糟的趋势。开年不久，联想、松下、摩托罗拉、3M、三洋等国际知名企业即爆出裁员的消息。其后，沃尔玛的“人员优化”计划也闹得沸沸扬扬。
与此同时，国内私营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裁员。私企裁员不仅力度大，而且花样繁多。比如不准劳动者加班，仅发最低的基本工资，劳动者受不了就自己辞职；比如让所有员工体检，把有各种疾病的人全部开除。面对资方的压迫，很多工人愤而辞工，但是他们很快发现，现在和以前不同了，辞了工就很难找到工作了。
2009年的劳动力市场上，充斥着负面的消息。劳动者每天耳闻目睹的裁员事件，络绎不绝。在职的员工普遍感觉人心惶惶，朝不保夕。
大规模的失业，必然会产生大规模的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人数的增加，增强了资方的力量和主动性；经济萧条，企业订单减少，也降低了工人罢工的谈判筹码。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劳动者的行动，不得不趋向保守。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大家都不敢贸然的采取行动。从图4–3中可以看出，持续数年增长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2009年突然下降。
2009年，劳动争议不光整体数量减少，从类型来看，集体劳动争议也大幅下降。2009年，仲裁机构共受理1.4万起集体劳动争议，比2008年下降36%。
二、金融危机下工人的反思
2009年，是劳动者消极防守的一年，也是工人从失业和降薪的苦痛中开始思考阶级命运的一年。
金融危机导致企业裁员，被裁掉的工人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又找不到其他工作，不得不流落街头。积蓄一旦花光，就只有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对80后、特别是90后的新工人而言，他们发现自己再也难以融入农村的生活。他们不会种地或者不愿意种地；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繁华，看不惯农村的闭塞；他们感到整个农村都和他们格格不入。城市把他们当做过客，而他们却把农村当做驿站。一段时间后，这些回到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又不得不再次回到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再次面对没有保障的城市的生活。
年龄较大的工人受到的影响更大。工厂觉得30岁以上的工人，手脚慢，又不好管理，因此很多厂都倾向于裁掉年龄较大的工人。这些大龄工人，一旦被裁掉，找到新工作的机会比其他人更低。
没被裁员的工人，同样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为了节省成本，降低工人工资，克扣加班费，增加工作时间。工厂的管理也变得更加严苛，动不动就训斥甚至打骂工人。很多工人在这段时间感觉非常的压抑，但是为了保住工作，而不得不忍气吞声。
金融危机之下，政府也抛开了他们表面的中立，露骨的站在资方的立场上。2008年才开始实行《劳动合同法》的时候，政府还在一定程度上倾向工人维权。金融危机一来，马上就放松了执法尺度，站在资方立场说话。甚至派出政府工作人员，给企业组织培训，告诉企业应该怎样规避《劳动合同法》。在工人维权的过程中，政府也增加维权的程序，进而增加了工人维权的成本。去申请劳动仲裁要排很久的队，甚至要等上几个月。失业的工友在此繁复的流程面前，不得不知难而退。
大部分的新工人已经和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关系了，他们回不了农村，必须融入城市。然而现实很残酷，工资很低，在城市里面没有社会保障，凭这样的现状，他们根本无法在城市立足。要想融入城市，他们必须有更高的工资，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保，这是工人在城市立足的基本保障。经济高涨期，工人往往意识不到社保的重要性，他们怎样都能找到工作。只有在经济萧条期，在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的体会到社保的重要。
怎样才能有更高的工资和更完善的社保呢？靠法律？法律是靠不住的。事实教育工人，法律这把剑太重了，没有足够的力量，根本就挥舞不起来。靠个人？个人太渺小了。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自己工作不如意，还可以托朋友辞职换厂；经济形势不好，能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哪里还管得了老板是否违法。
这个时候，工人开始体会到集体的重要性，开始体会到工会的重要性。工人慢慢意识到，如果有工人自己控制的工会，那么资方就不敢随意的裁员，也不敢随意的克扣工资；如果有工人自己控制的工会，工人还可以依托工会的力量，去进行工资协商谈判。“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4]
在金融危机的压迫下，新工人不得不积极的思索。在现实的教育下，他们第一次明确的感觉到了社保和工会的重要性。然而，形势变化来得是如此之快，在他们还沉静在思索中时，新一轮的经济复苏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行动，已经不期而至。
第三节 2009年秋季经济高涨与集体行动复苏
一、经济复苏与民工荒
2008年底，中央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由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共同出资，主要投向铁路、公路、水利、基建等基础设施类项目。到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的效果开始显现。各地开始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特别是中西部更是掀起了一轮热火朝天的投资潮，并取代东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保八的功臣。“2009年湖南省GDP增长13 .6%；安徽省GDP增长12 .9%；内蒙古2009年GDP更是以17%的增速在各省中拔得头筹；其他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增长势头也十分强劲。”
基础设施类项目带动钢铁、水泥、电力、煤炭、化工等基础性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的发展又进而带动其关联产业，使得经济呈现全面复苏的迹象。中西部地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得民工可以留乡就业。同时，中西部工资提升较快，与东部差距缩小，进一步吸引民工留乡就业。2009年东、中、西部农民工工资的增加幅度分别为5 .2%、5 .9%和8.2%。
另一方面，2009年秋天后，临近年关，欧美的“圣诞经济”提上日程，沿海外向型企业的订单开始增加，凸显人手不足。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形成了2009年下半年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民工荒。“进入九月以来，珠三角一些企业的老板们欣喜地发现，他们的订单多了起来，但是苦恼也随之而来，因为工厂的生产线还在，而工人却招不上来。”
这次民工荒，从地域、行业和性质来看，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第一，从地域分布来看，民工荒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据数据显示：浙江省2009年7 月企业用工缺口达25万人；深圳市2009年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广东全省2010年2月底缺工人数达到90万人；福建全省2010年2月底缺工人数为28万人。在温州，2009年8月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东莞地区岗位数与求职人数比从2009年4月的1.13：1，一路上升到12月份的1.4：1。长三角、珠三角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之后民工荒愈演愈烈，在2010年春节前后达到高峰。
第二，从行业看，民工荒多集中在对农民工需求大、工资收入低、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加工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
第三，从性质看，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民工荒与2004年缺工集中在技术工不同，本次紧缺的主要是普通的操作工。例如，“温州劳动力市场缺口最大的5个工种是：普工、服务员、学徒工、平车车工和注塑工；宁波市人力资源市场的用工统计信息显示：服务员、普工、缝纫工最为紧俏。” [5]
经济复苏带来的民工荒，改变了劳方和资方的力量对比，为新的集体行动打下了基础。
二、集体行动触底反弹
2009年秋冬以来，沉寂已久的工人运动，开始了触底反弹，劳动争议和罢工明显多了起来。到了2010年初，用工缺口进一步扩大，很多企业招工非常困难。以前企业招工都是挑三拣四，30岁以上的工人找工作都很困难，而现在，只要是能干活的，都能找到工作。立德电子厂总经理张德成甚至表示：“只要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工作技能，即使50岁也没有关系！”[6]
企业顶不住劳动者的攻势，纷纷开始妥协。政府也不得不顺应潮流，纷纷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据羊城晚报调查，截至2010年6月，东莞六成企业宣布加薪。从珠三角和长三角开始，加薪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国。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到2010年6月左右，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地也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之后两个月时间，又有陆续超过15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加薪潮不到一年就席卷全国，其实是金融危机以来劳资矛盾的集中爆发。危机期间，资本家大规模的裁员、降低工人的工资、实行更加严苛的管理、延长工人的工时、不支付或少支付加班费，这无疑使本就难以调和的劳资关系更为势不两立。在危机期间，工人只能忍气吞声，然而一旦出现形势的变化，矛盾必然会爆发出来。用工缺口一来，工人就借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包括改善伙食、缴纳社保、取消不合理的厂规、增加工资等等。所有这些要求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增加工资。涨薪的呼声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自沿海城市开始，席卷全国的浪潮。
第四节 联建事件
2010年1月15日，苏州联建发生数千人的大规模罢工，提出发放年终奖等各项要求。厂方与政府勾结，派出警察镇压，双方发生冲突。其后不到一天，厂方迅速妥协，与员工达成协议，罢工结束。
联建罢工，从规模、效果以及士气来看，都是金融危机以来少有的。联建的罢工，打响了2010年工人进攻的第一枪。
一、罢工的原因
苏州联建科技是台资公司，1999年落户苏州工业园，现主要为苹果等手机终端代工，生产触摸屏等部件。联建员工待遇一般，基本工资1000左右，算上加班费2000多，上夜班能拿到3000左右。然而，这点工资，扣除日常的花销，其实所剩不多。工资本就不高，平时也没有什么福利，金融危机以来，公司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压迫措施。以“模五贴合站”为例，模五采用正乙烷药剂作业，这种药剂是有毒药剂，应该限制使用并采取必要的防护。但公司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完全不顾员工的死活，大量使用正已烷这种化学药品，并且没有给员工提供任何的防护措施。拒不告知员工该药剂有毒，每天把员工关在密不透风的环境里面工作[7]，导致数十名员工中毒。公司甚至还在员工的伙食上动手脚，员工伙食“相当差劲，看似每餐三样菜，没一样能让人吃的下去的，顿顿就是咸菜加青菜，汤也只能说能是白水稍微放点盐罢了。好多员工因吃不下去饭都是去公司的福利社买零食吃，还有的自带饭菜。”联建的管理也是出了名的粗暴，员工在厂里就像坐牢，动不动就被骂。“有时候帽子戴歪了，班长也要大声批评”，“在车间里不能说话，稍微出点声就要被班长骂”，“椅子不能越出黄线一步，稍微出点界立马会有人说你。” [8]在这种环境下，员工的心情非常的压抑。2008年底，公司更是借口金融危机，取消了当年的年终奖。
在这种苛刻而高压的政策下，员工的怒火随时有可能爆发。2010年1月初，苏州工业园区转发人社部通知，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不得再办理退保手续。新工人的流动性很强，很难有人在一个省一直工作。如果跨省换工作，之前的社保无法转移，所以工人往往选择退保，把自己缴纳的钱取出来。现在规定不能退保，直接影响了大部分工人的利益，特别是准备取出社保的老员工。所以，当消息传到联建的时候，大家一片哗然。
正在大家为社保而愤愤不平的时候，公司决定再次以金融危机为借口，取消2009年的年终奖。消息传来，群情激奋。工人说：“上年是因为经济危机，不发还算说得过去。但今年呢？从年头一直干到年尾！其中从2009年8月份到2010年1月份，很多人一天都没休息过，天天在加班！你不发年终奖对得起那些累死累活的员工吗？”
2010年1月15日，在多次和厂方交涉未果的情况下，联建的工人罢工了。
二、罢工的过程
2010年1月15日早上7点多，数百名员工聚集厂内，并打着“黑厂，还我年终奖”口号，向公司抗议，并要求解决公司日常管理中的劳资纠纷问题。其后，工人越来越多，8时45分左右，联建厂内聚集的员工已达2000多人[9]。
据员工回忆，当时公司有一位曹姓处长对工人出言不逊，当着大家的面讲：“你们要年奖金，还得回家多多烧烧香，拜拜佛！”本来聚集的员工就满腔怒火，结果厂方的人还敢如此猖狂，工人就此被彻底激怒。部分工人冲向一楼大厅，打砸办公设施，场面逐渐由罢工发展成暴动。
苏州园区政府迅速知晓事件，一边派出防暴警察，试图镇压罢工；另一边为了防止暴动波及其他工人，政府也派出人员责成公司负责人向员工承诺近期发放年终奖。上午9点左右，防暴警察到达预定区域，准备进入。工人自发的封锁了进入厂区的路口，和警察形成对峙，并向警察扔石块。10点左右，警察使用催泪瓦斯等各种武器强行清场，双方发生冲突，多名工人被打伤，并有多名工人被警察带走。
罢工的声势太大，公司怕厂里其他工人受到影响，更怕其他工人也起来发生连锁罢工，于是在当天上午就迅速妥协。公司通过苏州工业园管委会向员工澄清，公司不会取消年终奖，并承诺在近期内组织发放年终奖。经过一个上午的斗争，联建科技的工人胜利的争取到了2009年的年终奖。
15日上午11时左右，抗议的人群逐渐疏散。1月16日晚，联建科技总经理飞赴大陆，处理善后安抚人心，并再次重申将尽快发放年终奖。
三、联建罢工的特点
联建罢工是一起典型的事前无准备突发性罢工，资方在突如其来的冲击面前显得毫无准备，为了不让罢工波及其他工人，资本家不得不迅速妥协。
这次罢工体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规模大。直接参与罢工的人数有2000人以上，是金融危机以来新工人集体行动中少有的规模。
第二，突发性强。本次罢工是由年终奖和公积金问题引起的突发事件，并不是工人长期有意识的策划的结果。因此，罢工显得组织性较差，比较情绪化。
第三，爆发力强。联建多年的压迫政策，早就使得工人满腔怒火，本次罢工虽然是由年终奖等问题引起的，但在罢工中，工人却把他们多年以来的不满全部宣泄了出来。因此在本次罢工中，工人显得爆发力十足。
第四，资方迅速妥协。相对工人在组织上无准备而言，资本家在思想上也显得毫无准备。在突发的暴动面前，资本家手足无措，为了防止其他产线联动罢工，资本家迅速妥协。
四、连锁反应
联建罢工，在苏州工业园区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联建罢工之后，大批对苏州工业园区公积金制度不满的工友涌向公积金管理处抗议，一度甚至发生园区内各厂员工相互串联试图联合向有关方面施压，相约于1月25日游行抗议，破除公积金制度的压迫。当局迅速放出风声，表示可以提取公积金。
正在园区当局为公积金头痛不已的时候，1月26日，大金机电上千员工罢工，要求公司涨工资。政府迅速出动数十名警察维持现场秩序。大金机电余波未平，1月30日，诺基亚爆发千人规模的大罢工，抗议公司取消年终奖，抗议公司降低工人福利。其后，罢工的情绪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2月2日，格兰富水泵厂爆发罢工，工人声称不涨工资不干活。
从联建事件开始，短短20天时间，同一地区集中爆发数起罢工，其间工人还试图跨厂联合抗议。这样的强度和密度，是金融危机期间非常罕见的。
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为什么会集中爆发工潮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园区内企业普遍大规模裁员，降低工人工资和福利，并取消2008年的终奖。金融危机期间，经济下滑、找工作困难，员工普遍忍气吞声。但2009年下半年以来，经济逐步复苏，很多企业订单爆满，员工加班加点都干不完，很多员工甚至数月没有一天休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仍然不涨工资，甚至还取消年终奖，员工当然不能忍受。再加上波及整个园区的公积金政策，使得大部分员工利益受损，进一步促进了员工的反抗情绪。于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苏州工业园区的罢工潮。
苏州工业园区的罢工潮，是2010年工人整体情绪上升的标志性事件，标志着工人情绪从金融危机以来的逆来顺受，转向了经济复苏期的积极行动，为整个2010年工人的抗争定下了一个基调。
第五节 2010年5月份之前的工人行动
2010是工人集体行动高涨的一年，自从年初苏州工业园区连锁罢工以来，中国工人的进攻就一直没有停止。2月份起，在广东的惠州、东莞、珠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出现一系列的罢工；4–5月份，浙江、江苏也爆发了一系列的罢工。罢工主要都是要求增加工资。工人的行动逐渐掀起了遍及全中国的涨薪潮，最终爆发了持续20天的本田大罢工。
在所有的集体行动中，要求增加工资的行动明显增多。从下图可以看出，在2009年以前，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集体行动的比例一直徘徊在9%到17%之间。在2010年，这类集体行动比重大幅度上升到了30%。
以5月份发生的南海本田事件为分界线，2010年的工人行动分成两个部分。本田事件后发生的罢工，比上半年更密集，规模更大，工人的进攻情绪也更强。本节重点分析5月份之前的典型罢工案例，从中可以窥见这一年罢工体现出的一般特点。
一、5月份之前的典型罢工
（一）台升家具厂罢工
2010年2月26日，东南亚最大的家具厂 — — 台升家具厂 — — 2000名员工集体罢工，要求涨工资。台升工人的工资很低，“加班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月能拿到1600~1700元，不加班的时候连770元都拿不到”。至于福利，更是没有。从2007年以来，厂方以金融危机为由，取消了工人的生活和住宿等补助共240元。更过分的是，工人工资本就不高，厂家还想方设法的克扣收入。工人抱怨，厂家从来就没有发放过高温补贴，也没有给工人进行例行体检。工人周一请假，厂家会按周六的标准（最高标准）扣工资。所以，工人事实上拿到手的钱可能更低。
2月初传出消息，广东省可能上调最低工资，从770元上调到920元。新的政策给了工人新的标杆。“这两天电视里都在说最低工资标准涨到920元，我们也要求涨工资。物价这么高，我们这点钱根本不够用啊。”[10]事实上，周边很多企业已经上调最低工资。同时，媒体也在铺天盖地报道企业怎么抬高薪水招人留人。这给台升的工人带来了希望，期待着公司上调工资。然而公司迟迟没有动作，失望的工人转而罢工，“很多企业都涨工资了，为什么我们还不涨，罢工！”[11]一位中年男工讲：“我们现在的工资就是底薪770元，另外就是加班费，现在不是说最低工资标准要涨了嘛，我们也要求把底薪涨上去。”[12]“我们工人不管是干了10多年的，还是新进来的，都是一样的工资标准，每个人都是18岁。”
2月26日上午，公司3条生产线上的数千名员工进厂打卡后，又都纷纷离厂，开始罢工，要求上调工资。当天下午，公司召集组长以上干部共上百人开会，总经理和劳动部门负责人当众解释：“最低工资有的企业涨了，但有的企业还没涨，政府还没发文。”之后，工厂贴出公告宣称：“一旦东莞市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出台，厂方将按照规定作出调整；但在标准出台前，工资暂不会有变动。希望员工在了解情况后，明天回来继续上班。”
从台升资方角度，台升家具厂已满足最低工资标准要求（东莞当时最低工资标准就是770元/月），公司完全合法。台升家具董事长秘书邱敏哲讲：“这些要求加薪的人完全是无理提要求，公司的工资待遇都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你认为工资低就辞职，去别的公司嘛。”[13]台升的管理层是具有鲜明阶级意识的，他们表示：“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任何一个人一个工厂都不能软弱，一软弱就会有多米诺骨牌效应，你涨我也涨，那我们会害了其他工厂。”
罢工断断续续持续了3天，在公司的压力下，工人陆续回厂工作。直到2010年5月1日，东莞市出台规定将全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由770元/月提高到920元/月后，台升家具厂才根据政府的标准上调了最低工资。
（二）珠海佳能罢工
2010年初，广东普遍上调最低工资，珠海佳能也随之调整。公司颁布了调整之后的工资制度，增加了基本工资，然而工人发现公司调整工资却是有猫腻的。公司增加了基本工资，却降低了工人的其他福利，事实上工资没有增加，对某些人而言，甚至还有所降低。
3月19日下午，近千名工人罢工，聚集在公司东门“讨说法”。工人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抗议工资明升暗降。基本工资原本是930元，现在涨18%。但是取消了多项福利，比如取消了健康贺金50元，宿舍公益金20元，降低夜班津贴，降低年底奖金。综合计算下来，工资并没有增加，有些员工甚至减少。第二，抗议工作生活条件差。以事务机工厂为例，中午休息和吃饭的时间一共只有35分钟，但是排队打饭的人非常多，实际吃饭时间还不到二十分钟。食堂的饭菜质量很差，员工意见很大。工作环境条件很差，某些车间“热的和火焰山似的。”公司规定一周一次倒班，很多工人有意见，难以适应。工作强度很大，工作岗位是一个人当好几个人用。第三，公积金问题。珠海规定农民工从2010年起，就不得再办理退保，这使得很多老员工利益受到很大损失。“老员工的住房公积金现在有好几千块，7月1日就取不出来，以现在的工资标准这辈子在珠海都买不起房，还得继续交。辛辛苦苦赚的血汗钱就这样打水泡了，谁乐意。”
随后，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公司迅速处理此事，要求所有课长周末必须加班（3月20日），以应对罢工。公司管理层声称：此次事件是“因为员工们受此前有关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将上浮的消息影响，导致想法太多”，“公司将尽快了解员工们的想法，尽快平息此事”。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全厂工人尚未达到行动一致，照相机工厂等部分分厂工人未能参与到罢工中来。罢工坚持2天，到3月21日（周日），资方提出“保持现状维持的基础上考虑基本工资加7%”。罢工结束。
（三）深圳伟创力罢工
宝安区西乡的伟创力电子厂主要生产电源产品。2010年3月5日，几千名工人集体停工，要求工厂涨工资。工人的底薪只有900元，还是两班倒，和周围工厂比，工资水平偏低（附近工厂有底薪1050元的），工人认为工资应涨到1200元左右。由于工厂订单增加，资方直接增加了生产定额，但工资却没有涨，“如果做不完的话，就使劲给你加班”，由于未完成定额而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
除了工资待遇以外，工人还要求改善福利待遇。“空调从来不开的，老板来检查厂了就开一下，老板一走马上就把空调关了，热死人了。汗水留到背上，都长痱子了。”最后，普工底薪从900涨到1000元，另外增加每月100生活补贴。
（四）南京新苏热电罢工
南京新苏热电厂地处南京江宁区，职工主要是江宁当地人，是一家不大却很重要的厂，它直接向数十家下游企业提供高温蒸汽，提供下游企业的基础动力。
2010年5月4日，新苏热电厂110名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工人表示：“我们就是为了加工资，一个月工资才800多块钱连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这让我们怎么生活？”工人罢工后，公司迅速与之协商，并答应每个月增加工资300元。但这与工人的要求差距甚远，工人希望每个月增加1000元。
新苏热电是基础性行业，罢工后无法供应高温蒸汽，后直接导致十多家企业停产。其后，江宁区政府立即介入协调，平息罢工。
二、工人行动的基本特点
总体上看，5月之前工人行动仍处于组织队伍的准备期，部分行动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部分行动迫使资方小幅让步（相对于此后的本田事件）。从这一阶段的行动中，可以发现工人行动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工人迫切要求讨回危机期间失去的一切。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工厂取消了年终奖，降低了工人的各项补贴和福利。年初联建工人就很鲜明的认为，2008年借口危机不发年终奖就算了，到2009年开始盈利了还不发年终奖，“从8月份到现在一天都没休息过！天天在加班！你不发年终奖对得起那些累死累活的员工吗？”在忍受金融危机煎熬之后迎来新的经济增长期，工人格外关注还有其他补贴和福利，如果工人不去讨还这些权利，资本家根本不想给工人，工人看得越来越清楚，随着经济复苏，老板的剥削不仅没有缓和，而且“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加而扩大” [14]。这不是某个老板好坏决定的，而是资本属性决定的，不光联建是“黑厂”，市场竞争中没有一家工厂会主动给工人恢复福利待遇。
第二，最主要的诉求是加薪，工人阶级正在准备主动进攻。从情绪和状态来看，工人情绪更为高涨，状态更为积极，明显摆出积极进攻的姿态。从工人的诉求来看，主要有涨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公积金问题等，其中涨工资是最主要的诉求。金融危机以来，企业降低工资转移风险，这为之后的涨工资埋下伏笔。其后经济逐步复苏，工人开始罢工要求涨工资，并逐渐形成全国的趋势。2010年以来，政府顺应形势，开始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这其实是把金融危机期间降低的工资补回来。然而企业在此趋势下却逆势而行，很多企业上调了最低工资，却降低了工人的福利，这直接导致工人不满从而罢工。工人要争取的不仅是政府的加薪幅度，工人的要求越来越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上涨的幅度。每次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都只有一两百块，但工人要求更大幅度加薪，每次几百元甚至一千元，标志着工人行动逐步走出低迷。主动要求涨薪的呼声此起彼伏，最终形成一个席卷全国的浪潮。工人通过罢工、停工、静坐、游行等各种方式表达诉求，情绪高昂，积极进攻，一扫金融危机以来的疲态。
以上的特点显示出，工人不再是因为企业不给工资而罢工，他们是为了要求更多的工资而罢工。这表明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应有的权利，也表明工人不再以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其应得的工资标准，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伸张更大的权利。
三、工人在行动中的反思
正如本章第二节所述，工人在危机中体会到空前的压力，没有丝毫的安全感。在城市里面没有保障，又不愿在农村生活，物价高涨而工资微薄。虽然有了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但执法者却站在资方的立场。基本工资非常低，只有靠无休止的加班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但现实却如此残酷，尖锐的矛盾必然促进工人思索。
另一方面，经济复苏以来，工人通过自己的行动增加了工资、改善了工作条件，靠集体的力量获得了法律无法给予的权利。成功的经验，势必造成工人对以往的反思。2010年以来，工人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的反思。
第一，明确要求大幅增加基本工资。对工人而言，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过城市人一样的正常的生活，每天工作8小时，下班之后能有自己的时间休息娱乐。但回过头去看看，他们以前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呢？无休止的上班！他们的基本工资太低，必须要通过无休止的加班才能维持基本生活。他们除了睡觉就是上班，很少有自己的业余时间。高强度的压榨使得他们紧张、麻木，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
现在，工人逐步意识到，这一切都需要改变。他们不想再这样无休止的加班，他们希望基本工资就能满足其生活需要，能靠基本工资就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很多工人在罢工中都抱怨加班太多，基本工资太低，以基本工资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成为工人们的共同心声。但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大幅提高工人的工资，小打小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第二，明确要求办齐社保。工人要融入城市，养老和医保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危机之前，农民工是不愿意上社保的，觉得不上社保到手的钱还多一些。然而危机之后，工人意识到，如果没有社保，一旦遇到经济萧条，自己就没有任何保障可言。因此，社保逐渐也成了工人的主要诉求之一。
第三，明确要求建立自己的工会。“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 [15]斗争让工人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一盘散沙的罢工和有组织的罢工，给资方带来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没有工会也可能产生突发性的罢工、可以带来猛烈的冲击，但是无法持久，很容易被资方瓦解。从形式上来看，厂工会以及区工会是存在的，但是工人知道这些工会都是挂牌的、都是被资方控制的。这些工会不但不会帮工人忙，还会帮资方瓦解工人的斗争。珠海佳能罢工中，就有工人明确提到，不能依靠官方工会，要自己组建工会，依靠自己的力量。
工人渴望能有自己的组织，渴望组建自己能掌握的工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标志着工人开始思考自己的阶级命运，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第六节 本田罢工
罢工使工人懂得，厂主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人的力量在什么地方；罢工教育工人不要只想到本厂一个厂主和自己身边的几个同志，还要想到所有的厂主，想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靠剥削几代工人的劳动而积起百万家财的工厂主，根本不同意增加一点点工资，甚至还打算再降低工资，在工人起来反抗的时候把成千个没有饭吃的家庭抛上街头，所以工人很清楚地看到，整个资本家阶级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只有指望自己，指望自己联合起来。常常有这种情形：厂主千方百计地欺骗工人，假装工人的恩人，用空洞的施舍和骗人的诺言来掩盖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任何一次罢工都是一下子就揭破了这场骗局，使工人看到，他们的“恩人”不过是披上羊皮的狼罢了。
— — 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78–279页
2010年5月17日，南海本田爆发2000人的大罢工。从5月17日开始，直到6月4日结束，罢工前后持续19天。在此期间，工人进行了坚韧的斗争，顶住了政府和资方的联合施压，积极寻求外界的帮助，最终获得了罢工的胜利。这次罢工是承前启后的一次罢工 — — 一方面，它是2010年以来工人经济斗争的继续；另一方面，在这次罢工中，工人明确提出了重组工会要求，打响了新工人工会斗争的第一枪。
一、罢工的原因
南海本田，地处广东佛山南海区，是本田集团的零部件供应厂，生产汽车的变速箱。该厂有员工大约2000人，多数为一线员工，一线员工中八成是实习生；少部分为文员，同时还有少量的日方员工。南海本田之所以爆发罢工，是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管理严苛、工资低、待遇差别大等等矛盾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南海本田的罢工。而所有这些矛盾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薪酬待遇。
要了解本田的罢工，首先就要了解员工的工资。本田员工工资分成很多级别，但大部分员工的级别是I级。I级工资共1510元，扣除保险等，实际到手的1211元。除去房租250元、吃饭300元、电话费100元、日用品100元、工会费5元，实际每月剩下的仅有456元。如果再添置点衣物，和朋友去下个馆子，或者出去玩一玩，那就几乎剩不下什么钱了。本田罢工之后，就有员工给记者诉苦：“就算现在辞职，我们连火车票也买不起。”
I级工资很低，那么员工能否靠自身努力晋升上去呢？很难！按照南海本田的规定，员工视表现需要得到公司两个A的评定才可以升级到二级员工，二级员工的工资是1700多元。然而得到A并不容易，一般员工一年表现一般的话，年底的评定就只加一个B，而一个A等于15个B。所以，大部分员工都要熬很久才能晋升，每年晋升的名额也就几十个。即使熬到II级，工资也就多200元，对员工而言可谓杯水车薪。这还是正式工人的薪酬，而高达8成的实习工人的工资更是低到每月仅有900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籍员工的薪酬，日籍员工的薪酬高达每月5万元。一边是在温饱线挣扎的中方底层员工，另一边是拿着高额薪酬的日方员工，巨大的落差使得原本就过低的工资更为刺眼。如果说过低的工资是导致本田罢工的基本矛盾，那么巨大的落差就使得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同时，周边的新闻又在不断报道各地涨薪调薪的情况。多种因素聚集在一起，南海本田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二、罢工的准备
南海本田生产变速箱，一共有五个科，铸造、齿轮、铝加工、轴物和组装，其中组装为流水线上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后一道工序。如果这个环节停工，势必导致整个工厂流水线停止作业。本田的罢工，也是从组装车间开始的。掀起罢工的关键人物谭国成，以及最初的罢工核心团队，都是从这个车间出来的。
谭国成，湖南人，熟读毛泽东诗词，了解毛泽东事迹。是一个爱打抱不平，也会思考懂策略的工人。谭国成原本就计划辞职，所以没有什么顾虑，于是打算在辞职前搞一次罢工，给大家某点福利。
从3月份开始，谭国成在组装车间秘密串联，进行罢工游说。组装车间大概200多人，谭国成串联的对象主要是较为熟悉的湖南老乡。经过一段时间，筹备罢工的队伍扩大到20余人，大部分都是在组装科干了一年以上的老员工，湖南老乡居多。4月6日，谭国成正式向公司递交辞呈，进一步坚定了组织罢工的决心。5月10日，长假之后工人回厂上班，了解到佛山上调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从770元上调到920元[16]。厂方不得已上调了基本工资，但降低了工人的职能工资，结果工人的工资并没有上涨。工人原本满怀期待，觉得能够涨薪，如此一来，引起了工人普遍不满。
此时谭国成等人敏锐的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几个核心工友商量后决定，趁大家普遍不满的时候号召罢工。罢工的时间定在5月17日，即星期一。罢工之前，核心工友相互通气，并通知了其他可靠的工友。5月17日，在例行的晨会之后，工人们在生产线上按部就班，谭国成按下了生产线上的那个红色按钮，南海本田大罢工正式开始。
三、罢工的过程
本田罢工历时19天，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5月17号开始第一轮罢工，到5月20为止。双方初次交锋，17日下午资方承诺5月21日给出答复，工人有条件复工。
5月17日早上7点50分，谭国成按下了流水线上的紧急按钮，随即锁定停机。谭国成等人对着各自流水线的员工高喊：“工资这么低，大家别做了。”本以为会一呼百应，结果却差强人意，经过一番动员，罢工队伍艰难的增加到了50人。接着，他们来到隔壁的铝加工车间“串联”，不过这里的工人也没有理会罢工的口号，仍然埋头干活。接着，在轴物车间，谭国成遭遇了同样的尴尬，无人响应。铸造车间的工友们也对这支罢工队伍投来疑惑的眼神。随后，罢工的队伍来到篮球场静坐。正在谭国成等人不知怎么推进罢工的时候，罢工的消息却以短信的方式，在实习生中迅速传播开，一些生产线上的工人开始放下了手头的活儿。由于工厂采取流水线作业，任何一个环节停工，将导致整个生产停顿。于是，大部分工人被动地卷入停工。
与工人的“淡漠”形成鲜明对比，资方表现得非常的“重视”。中午，资方准备了6块白色公告板，供员工提意见。不料此举却激发了员工的热情，久被压抑员工蜂拥而上，宣泄自己的意见，不一会就写满了100多条意见，黑黑压压、缭乱的文字占领了公告板的每一个角落。意见的核心是加工资，其后工人统一意见，加薪800元。
下午，公司方承诺21号给出答复。作为条件，工人在此期间继续开工。5月20日，南海本田、狮山工会与谭国成、萧浪等四十五名工人代表进行了第一次见面，南海本田表示将於五月二十四日给员工一个明确答覆。资方一拖再拖，几个核心工人认为，这是资方在耍缓兵之计。为鼓舞工人们的斗志，谭国成等人在工人们中宣传：“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是没有回头路的……”
第二阶段，从5月21日重新罢工，到5月27日工人明确提出要求为止。这是双方第二次交锋，资方昏招连连，蠢事不断，直接激怒了工人，罢工进一步发展。在此期间，本田数厂受罢工影响而逐步停工，经济损失巨大。而工人情绪高涨，并以书面形式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
5 月21日，工人探听到公司准备在其他地方找人，以此来应对罢工，而不会给工人加钱。工人群情激奋，开始了第二轮罢工。5月22日，本着擒贼先擒王的考虑，南海本田决定迅速解聘谭国成和萧浪，并用大喇叭向全公司广播已经开除这两位带头者。资方本以为工人只是乌合之众，带头的被开除之后，剩下的人必然作鸟兽散。不料，资方此举非但没有吓退工人，反倒激起全厂工人的愤怒，连之前表现淡漠的工人也开始团结在一起，自此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从5月23日起，为了防止日方拍照报复，罢工者开始穿上统一的白色工作服，戴着统一的口罩。5月24日，南海本田公布了一个方案，每个工人增加55元左右的伙食补贴。方案公布后，工人觉得这是资方在羞辱自己，觉得自己被资方耍了，资方看不起人。甚至之前淡漠的工人都非常不满意，这直接导致罢工再起。
由于自动变速箱供应中断，本田组装厂开始逐步停产。5月24日，本田增城和黄埔的组装厂停产；5月25日，本田武汉组装厂停产；5月26日，本田在华另外一家零部件厂和四家组装厂开始全部停工。据估计，这5家工厂的日产值损失合计约为2.4亿元。本田停产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汇聚到南海本田，工人通过QQ群等方式，将之公布给所有罢工人员。此时，南海本田的事件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外界关注，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工人还通过佛山本地论坛天天新论坛实时对外发布消息。
本田方受到了空前的压力，资方不曾想工人的罢工能持续这么久，以至于导致本田在华整车厂停产，引起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工人方在外界的关注下，也不再孤立无助，外加获知本田停产的消息，工人罢工的信心更加坚定。至此，罢工的主动权开始逐步转移到工人手上。
5月26日，厂方张贴告示，决定给正式员工平均加薪320到355元不等，实习生从第3个月起，加薪至1569元 — — 这与现在老员工的工资水平接近。这与之前的羞辱性方案不同，是资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妥协。不过，这一方案与员工们加薪800的目标仍相去甚远。工人并不接受这个方案，罢工依然在三个班次的员工之间交替进行。
资方不甘心就此失败，准备对工人发起新一轮进攻。5月27日，资方给到岗出勤的所有工人发了一份《承诺书》，要求员工“绝不领导、组织、参与怠工、停工、“罢工”。“厂方透露出来的意思是，签的就是留在这里工作；如果不签，明天就是自动离职。”但大多数人对此不屑一顾，为回应厂方发放的《承诺书》，工人代表当天草拟了6点要求。
1、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进基本工资里面，公布800元体现在哪一项要明确说明(通告)，工资提升3天内重签劳动合同，年度提升不可少于15%，年终奖、节日奖金不少于或等于上一年。
2、追加工龄补贴，工龄增加一年加100元，10年封顶。
3、对这段时间部分员工的工卡被抢恢复生产当天归还员工，事后不能解雇、辞退、劝退任何一位员工，前几天罢工事件辞退的几位员工必须安排复工，并保证不对罢工事件追究责任。
4、21日至恢复生产日止的所有工作日公司要支付工资。
5、员工在17日提的意见恢复生产一个月内要有答复。
6、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各相关工作人员。
至此，工人的情绪达到罢工以来的最高峰。
第三阶段，从5月28日政府大规模介入，到6月1日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红介入调解为止[17]。由于本田数厂停工，政府在压力下介入罢工，分化瓦解工人。工人承受了来自政府和资方的巨大压力，部分工人甚至一度感到罢工要失败了。但是5月31日政府工会殴打员工的恶劣事件，再次激怒了工人，催升了工人反抗的情绪。
5月28日，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当地政府正积极协助调解。5月29日，镇政府针对实习生发起进攻。政府把实习生所在学校的校长召唤到该镇的桃园中学，为他们每人提供一间临时教室，把实习生叫过来做思想工作。一位杜姓校长，对着讲台下的学生反复奉劝：“要换位思考，换了你是老板，工人老罢工怎么办？”此时，实习生的压力逐渐变大。5月31日，南海本田同意加薪366元，并集合所有工人现场讲解加薪流程。工人到场后，就被厂方按科室切割分组，每组配置政府人员、政府工会人员、学校老师，对工人一个个做工作。工人事后回忆，他们当时感觉到空前的精神压力，会场气氛非常压抑。会后，工人各自回到车间，由狮山镇总工会人员监督其复工。也就是在这一天，员工和工会人员发生冲突，工会人员围殴工人，数名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工会的暴行激怒了工人，工人团结一致要求工会道歉，并追究打人凶手。
6月1日，资方和政府再次约集工人，解释加薪的事。然而经过昨天工会的暴行，工人情绪完全不同了。当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开始讲话时，工人情绪开始变得激动，质问他们31日的“打人事件”。与会工人怒道：“我们先不谈工资，工资不重要，先把打人的事情解决!”
政府的介入本给工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事后工人回忆，觉得当时非常压抑，甚至觉得罢工要失败了。然而，镇总工会愚蠢的打人行为，却彻底的激怒了工人，反而重新点燃了工人的情绪，坚定了工人的团结。
第四阶段，从6月1日曾庆红介入调解，到6月4日谈判结束。资方政府都束手无策，而工人也已经非常疲惫了，此时，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介入此时调停。在此阶段，工人再次选出自己的谈判代表，并发布告各界公开信为谈判造势。最后，经过5小时激烈的谈判，罢工胜利结束。
6月1日，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介入调停本田罢工事件。曾庆洪收集了员工意见和要求，表示将协助工人与资方协商，并当场促成此前打伤员工的狮山镇总工会发出道歉信。他的亲民姿态获得了员工的信任，双方达成协议，约定6月4日劳资双方派出代表谈判，而在这期间，员工先行复工。
6月1日当天，罢工的工人推选成立了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共有16名成员，基本覆盖各个科室。6月3日，代表团发表了《佛山本田罢工工人谈判代表团致全体工人和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公开信逻辑清晰，不卑不亢。代表在公开信中，呼吁员工要保持高度团结，避免被资方分化；要求资方拿出诚意，展开善意的谈判；谴责工会打人的恶劣行径；并希望社会各界支持工人们维权的壮举。
6月4日，双方代表经过5小时的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资方做出进一步的让步，由之前提出为工人调薪24%，再提高至33%，即从本月起为每名员工调薪500元。经过长达19天的艰苦拉锯，本田工人大罢工，最终胜利结束。
四、罢工的意义
本田罢工，不论从组织性、持久性或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当时新工人中罕见的。核心人员提前2月筹划罢工，罢工准备期就形成了20左右的核心团队，罢工初期明确纪律，“不砸设备、不破坏工厂、不给当局留下口实”[18]；罢工事件整整持续20天，期间工人顶住了各种压力，在领头人被开除、政府介入镇压、资方分化瓦解等等各种不利的因素下，团结一致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然而这并不是本田罢工的重点，本田罢工有两点突出之处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本田罢工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劳资谈判。6月1日，工人选出自己的谈判代表团。6月3日，发布告各界的公开信为谈判营造有利氛围。6月4日，在政府和第三方的介入下，劳资双方各派代表，对等的进行谈判。工人明确的提出自己的诉求，双方进行了历时5个小时的漫长谈判。这既不同于工人去“讨薪”，也不同于以往不对等的“谈判”。工人完全是以一种“站起来”的姿态，与资方进行对抗。
其次，本田工人明确提出重整工会。罢工工人明确提出要重整工会，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真正的”工会委员。罢工结束后，本田工人进一步落实了重整工会的诉求，并于当年选出了自己的工会代表。之后，在工会的带领下，本田工人逐年与资方进行加薪谈判。2011年，本田工人工资再次增加611元，增长32%。2012年，工人把罢工的组织者选举为车间工会委员，加强工会的力量，抵制资方的渗透。这表明，工人已经意识到集体的力量，意识到组织的重要性。本田工人的斗争，打响了中国新工人工会斗争的第一枪。
工人的罢工、集体谈判以及工会诉求，直接促使国家考虑要把工人的斗争纳入到有序的范围内，即把工人的工会和集体协商制度化、规范化。2010年后，政府加快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和建立企业工会的探索。
第七节 本田事件后的连锁罢工
本田罢工获得的巨大胜利，在工人心中树立了一个标杆，其影响仿佛浪潮一般，迅速传开。罢工的影响从本田系统内部开始，逐步波及到其他汽车公司，最终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工人，引发了一系列连锁罢工。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本田系统的罢工和大连工业园区的罢工。
一、汽车产业的连锁罢工
6月4日，南海本田胜利后，其他观望已久的本田系统的公司，开始沿着榜样的足迹，向前迈进。6月7日，本田的排气系统供应商，即位于佛山的丰富汽配有限公司2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罢工工人打出横幅呐喊：“我们有多少年可活，我们将来怎样生存！”6月9日，广东省中山市的固力本田制锁公司约500 名工人举行罢工，并在工厂外聚集示威。要求仿效南海本田，将每月的基本工资从930元提高1600元，并在加班时领取双倍的工资。同时，工人还明确要求重组工会、严惩之前殴打员工的保安人员，并敦促资方保证组织罢工行动的员工不会遭到报复。6月17日，地处湖北武汉的艾帕克汽车配件公司200多名工人罢工。该公司是东方本田的供应商，为其生产车身骨架板金零部件。工人提出了增加工资等一系列经济要求，并比照南海本田，提出加薪整体幅度不低于800元。同样是6 月17 日，天津的丰田合成公司爆发罢工，汽车行业的罢工风潮突破本田系统，开始全面波及。罢工历时3天，最终公司许诺增加每月200元人民币的“全勤奖”。6月21日，广州市南沙区的电装（广州南沙）有限公司的爆发千人大罢工，要求厂方提高工资并改善福利待遇。该公司产品为汽车动力传动系统，在华主要客户除了丰田外，还包括其他15 家整车厂。罢工工人极其夸张的提出了200多条要求，核心就是加工资。经过4天的罢工，所有员工每人增加工资800元。7月12日，佛山罢工再起，本田子公司阿兹米特汽车配件公司近200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500元。7月21日，广州市欧姆龙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每月1270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加薪40%。
与此同时，广东其他行业的工人罢工也此起彼伏，6月7日，广东惠州仲恺开发区的亚成电子厂2000多名工人罢工。次日，广东珠海伟创力集团（美资）500工人罢工。6月22日，广州日正弹簧有限公司工人罢工。一系列的罢工之后，广东政府坐不住了，7月底，“搁置两年之久的《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再次摆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案头接受审议。”[19]该《条例(草案)》中的相关规定，两成以上职工集体提出工资协商要求就可以启动集体协商程序。政府开始尝试将工人的抗争纳入到有序的轨道中。
二、大连工业园区连锁罢工
大连开发区建于1984年，到2010年之前，曾经爆发过两次工潮。第一次是在1994年，近6000名工人因工资问题罢工。第二次是在2005年，18家外商企业的工人再次因为工资问题罢工，最后以工资平均上调100元宣告结束。
从2005年到2009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开发区工人工资增长却非常低，平均每年增长45元左右。到2010年罢工前，很多员工的工资甚至还不到1000元。2010年的5月底，开发区开始发生罢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其后罢工缓慢的增加，大概是7月初，零星的罢工汇集成为一个浪潮。由于开发区集中了大量日企，因此罢工波及的主要是日企。
7月下旬，一广毛巾、东芝、YKK、通世泰、利优比、原田、三井森、浮法玻璃、山武仪表、莫来克斯、富士塑料、三越，福雷斯、早川、高千穗等数十家企业均发生罢工。工人明确提出增加工资，预期增幅大致为800元。但大部分企业的加薪方案与之相距甚远，平均仅为150左右，根本无法满足工人的需求。“我们卖着命为日企工作为日本的经济做出具大的贡献而我们得到了什么？只有满是老茧的双手，而我们得到就是那不到一千块钱的工资，更别说养家了，自己都得小心的花！”整个罢工潮，大致持续了三个月，波及企业70多家，参加罢工的工人7万多人，最终以工人的胜利而结束。工人工资平均上涨300元，平均增幅为34.5%，待遇较高的企业平均工资达到1400元/月。
三、结语
除去上面提到的本田系统罢工和大连开发区罢工之外，2010年下半年，深圳、珠海、上海、重庆、成都、南昌等数十地都爆发不同规模的罢工。2010年的罢工，是对金融危机期间资方各种恶劣措施的反弹，是对资本长期压榨的反抗。它是工人对自身经济处境反思的结果，也是工人集体力量崛起的起点。它使2009年底以来席卷全国的涨薪潮继续升温，同时也为后来工人更大规模的反抗打下了基础。
第五章 高潮后的余波
2011年起，外向型沿海中小企业大量倒闭搬迁。在2012年后，“追讨被拖欠的工资”和“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逐步成为工人斗争的主要诉求，而主动涨工资的斗争明显减少。
2011年是上一轮工潮最后的高潮，从2012年起，工人从进攻回归防守，工人斗争转向因搬迁而索要补偿金，发生在盈利企业、以主动涨薪为主要特征的工潮到此结束。虽然整体回归防守，但是某些厂的搬迁斗争组织性强、斗争坚决、持续时间长、参与人员多，这表明新工人在第一轮工潮之后正在迅速成长。
第一节 社会经济形势与阶级发展趋势
一、基本经济情况
2012年后，中国经济加速下滑，继2013年初GDP增速跌破8%后，2014年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正式承认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
在此大背景下，出口贸易增速大幅缩减，从2013年后，增速断崖式下滑， 2017在全球宽松刺激下略有回复，2018年贸易战又将其打回原形。
从新增订单数量来看，2013年以来，大型企业基本在荣枯线以上，中型企业对半开，小型企业基本都在荣枯线以下。
一边是订单不足需求锐减，另一边却是融资成本居高不下。2012年后，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反应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成本的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从2012年12月触底反弹后一直未曾再跌破低点。
再加上觉醒工人的涨薪斗争，逐步上涨的地租，等等因素，一部分中小企业破产搬迁，一部分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企业加速往内地转移。
二、阶级发展趋势
（一）阶级分布
在新工人方面，随着企业搬迁转移，中西部地区务工比例显著上升，省内务工比例大幅提高，东部农民工占比逐步下降。
综合来看，新工人群体呈现出如下趋势：首先，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工人数持续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出现明显农民工省际流动的结构性变化，以跨省外出为主的打工格局发生改变。第二，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7年的47.6%。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4.8岁，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4.3岁，已婚有子的比例越来越大。
资本向内地流动带来新工人更多的工作环境选择空间；本土化的就业意味着工人在斗争和组织中可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关系，也更容易沉淀下来形成组织；农民工平均年龄结构和婚姻状况的改变，也会促使工人的利益诉求进一步提高，并在企业搬迁斗争中成为主力。
（二）阶级斗争综述
这是第一轮工潮之后的余波，新工人的斗争也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从地域和行业来看，一方面，斗争主要在广东、江苏等沿海地区，集中在电子、纺织、机器、皮革等传统行业，且以轻工业为主。上述行业往往是利润微薄的血汗工厂，对成本异常敏感。在大的经济背景下破产搬迁，导致出现大量围绕搬迁的斗争。另一方面，整体的阶级斗争明显向内地扩散。金融危机后，沿海低端制造业破产的同时，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为了获得更有利的补贴和更低廉的劳动力，也开始成规模内迁，并在内地形成各自特色的产业集群。郑州围绕着富士康作配套，搭建电子制造的产业链集群，建设五千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西安将半导体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打造千亿级半导体产业集群。贵阳重点扶持电子元件产业，大力推动与英特尔、戴尔等国际龙头企业的合作。再如合肥的中科系、武汉的光谷系，等等，都是重要的产业集群。资本内迁，导致内地工人斗争明显增多。
从组织化趋势看，这几年间，出现了大量的反复罢工或者呼应罢工，形成部分行业或单位的斗争传统，工人在斗争中扩大联系，为未来建立组织打下基础。同行业呼应罢工中，典型的有出租车业、公共交通业、教师、环卫业、卡车、塔吊司机等等，卡车和塔吊形成了全国性斗争。出租和教师在不同地方形成地域性的联动罢工。“2013 年 1 月、3 月和 11 月，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出租车司机举行了三次罢运行动，抗议地方政府批准增加出租车数量。2013 年 1 月、10 月和 11 月，河南省安阳市出租车司机举行了三次罢运行动，抗议燃气涨价。”“2014 年 11 月 14 日，黑龙江省肇东市 200 名教师到市政府集会，抗议政府克扣养老保险，要求增加工资，这一行动的影响迅速蔓延到周边地区。11 月 17 日，肇东市区和农村中小学共有 8000 余名教师罢课，有 1000 多名教师到市政府集会请愿。”除了行业的呼应罢工外，部分集团性企业发生呼应罢工，最典型的是富士康。2012年，该集团下属不同工厂，至少发生八起罢工。2012–2014年，富士康发生至少25起罢工，涉及省份包括江西、北京、江苏、广东、重庆、河南、贵州等地。工人们的行动诉求集中在对工资水平、工资差异、工厂搬迁的经济补偿金标准等方面的不满。
从阶级意识看，工人阶级意识在斗争中快速成长。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组织诉求上，斗争后建立工会的诉求在增多。其二、经济诉求上，越来越突破法律的规定。以ASM罢工为例。工人提出的六大诉求中，明确提出要“成立由广大员工直选的新工会。”而且，ASM工人们不是单纯的喊口号要求涨工资，而是在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我们为公司创造了那么多，公司给了我们什么”的问题，连自己的诉求将会对企业造成多大影响都计算清楚，让资方无法逃避、无法反驳。要求参与利润分配，是工人斗争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从组织手段和斗争手段来看，工人能够熟练使用厂内静坐、罢工、堵仓库、堵路、游行和到政府请愿等多种方式。并且利用QQ 群、微信群等工具跨越地域和厂区的限制，形成更大规模的联合。
第二节 从调整走向新的高潮
2011年，原材料价格成本的上升、人民币汇率的持续提高、出口总额增长比率的回落、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使得珠三角长三角依靠代工企业向内地迁移、或转型升级压力增加。以东莞为例，2011年以来东莞企业经营成本平均上升11.4%。其中原材料成本上涨14%，工资成本上涨14.5%。在企业经营成本构成中，原材料成本平均占64.4%，工资成本平均占14.9%，两者占总成本近八成。又如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广东新丰电子科技公司姚经理认为：企业目前经营形势不好，主要表现在受欧美市场不景气影响，短期订单多，长期订单少，而且产品价格上不去。“原材料上涨实在太快，比如铜价每吨最低时才2000元多一点，最高时却达到1万多元。另外劳动力这一块也是不小的负担，去年平均工资还不到2000元，现在已经涨到2300元以上，如果不涨工资，根本留不住人。反正现在招工企业很多。”他估计2011年全年本公司利润率不过1%左右。“情况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还要困难。”以广东沿海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地区，不少中小规模的制造业“过冬”的情绪较浓[20]。
2011年上半年，珠三角地区因工厂倒闭、升级搬迁等原因引起的工人罢工、堵路、扣押工厂设备等劳资冲突不断，规模一般在数百人，持续时间在三天左右。工人的诉求除了补发拖欠工工资外，一般要求按照法律规定获得经济赔偿金，对于本身不景气的中小企业而言，这些诉求很难得到满足。而工人的集体行动一旦突破本厂范围走上马路、高速等社会公共地带，便会遭到警察的镇压乃至抓捕。同时，工人被迫进入到法律渠道进行纠结而漫长的维权过程。
一、调整时期的搬迁行动
2011年新年伊始，广东佛山南海就发生了数百工人截堵公路、与防暴警察对峙的事件。
（一）欧雅陶瓷搬迁斗争
由于面临产能过剩、出口遭遇欧盟反倾销、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中小陶瓷企业近年来生存处境逐渐恶化[21]。佛山市政府从2009年开始要求南海小塘的陶瓷企业关停运转，但一直到2010年年末才定下最后期限，即要求在2011年1月20日全部关停。
1、矛盾与工人诉求
2010年12月31日，小塘工业区内的欧雅陶瓷正式停产一条生产线，厂方出具一则通知《关于小塘基地人员调动奖励的暂行办法》（下简称《暂行办法》），表示“只要工人愿意到企业的其他分厂工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办妥调动手续的，一律一次性奖励1000元/人”，同时，欧雅要求各部门主任按照清远[22]、肇庆基地缺员情况，制定调动安排，并报该公司批核。由于根据厂方的初步统计，其他分厂共计缺员1300多人。《暂行办法》中压根没有对不愿意去其他分厂工作的员工提出任何明确的补偿标准，以此迫使工人搬去分公司继续为企业服务。当日，工人从公司女代表的口中得知，如果没有到分配的生产基地报到，将得不到补偿。一名工人在网上发帖诘问道：“难道劳动法律中没有合同员工在工厂搬迁时可以自愿选择留或离的，同时也可以获得相应赔偿金这一条？”[23]。
2、斗争过程
1月1日凌晨2点，愤怒的工人将工厂出货大门堵死，一名工人对记者说：“我们……采取堵住工厂大门阻止车辆的进出的做法，只是希望公司上层领导知道我们的意愿”，但是“这期间只有一名公司的高层过来看了看，然后就离开了，依然没有给出任何答复。”这部分工人在提货大门继续坚持，并向其它产线的员工进行动员。
1月2日，欧雅陶瓷人力资源部下发了《关于小塘生产基地2011年产业转移人员安排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对自愿离厂的员工在办理离厂手续后给予一次性离厂补助费及一次性生活补贴。从网友透露的《通知》内容可以看到，工作年限在1年以下（含1年），离厂给予一次性生活补贴500元；工作年限在1年以上至三年以下（含3年），给予800元的离厂补助费和100元的生活补贴；工作年限在3年至5年以下（含5年），给予1200元的离厂补助费和200元的生活补贴。工作年限在8年以上（不含8年）至11年以下（含11年），给予1700元的离厂补助和400元的一次性生活补贴。而工作年限在11年以上，则给予2100元的离厂补助费和500的生活补贴。
这显然不能满足员工的要求，按《劳动法》企业应支付员工相应的N+1倍经济补偿金。除此之外，工人还提出了其他诉求。在网上发帖的工人说，欧雅虽然是拥有诸多生产基地的大型陶瓷企业，但“员工实行三班倒，国家规定的节假日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个月30(31)天，天天上班，结果厂里交到劳动局的工资单里只有25天。过节饭堂每次都是加一个炸鸡腿了事，炸鸡腿其实都很热气，公司员工都不太愿意吃。工伤保险听说是厂里帮买的，结果每个员工个个月自己掏19块交上，居然还是强制的(从工资里扣)……”，“跟我们所想的相差太大，高温补助、社保、节假日补助等等还没有落实”，有愤怒的员工甚至将该《通知》文件直接踩在脚下。
1月3日下午，另外几条生产线的员工也开始全线罢工、停产，聚集到大门口的员工上升到3、400人。看到自己的诉求没有解决的迹象，堵厂门的工人走向小塘工业大道，对该厂发货公路进行围堵，导致该路道交通堵塞。有关部门也出动防暴人员，工厂所在村居委人员和当地政府也参与进来。愤怒的工人与在现场维护秩序的防暴警察发生肢体冲突，造成数名工人受伤。
3、基本结果
1月中旬，根据一名姓黄的工人向记者表示，工人们会联名向佛山劳动局等有关单位投诉，继续争取应有的权益。
（二）东莞英德电子堵路讨薪
2011年3月11日上午11时许，东莞德英电子通讯有限公司（香港）数百名工人围堵鸿福路口追讨欠薪并索要赔偿。香港德英自2010年7月起共欠工厂租金、管理费、水电费合计310多万元，因此，东莞德英电子厂陷入停工待料的状态，同时公司830余名工人2月份以及3月上班期间工资也被拖欠，估计总拖欠工资额达500万元人民币。东莞德英成立于1993年，主要生产婴儿监察器及通讯器材，在2000年-2003年鼎盛时期，产值数亿元，为飞利浦等企业代工，拥有员工约3000人。德英倒闭主要因金融海啸后订单减少，盼薄利多销但内地人工和原材料价格飞升，未能抵消成本。有员工说：“工厂近来一直效益不好，倒闭前一天又放假一天，当时我们就感觉会有事，但没想到这么快。”
1、矛盾与工人诉求
工作20年的张先生表示，德英工人来自全国各地，“我们这里有18年工龄的人有9个，近10年工龄的有五六十个”，工作逾10年者约有200人。员工易先生认为，现在工厂倒闭了，他认为厂方应该按照劳动法进行赔偿。员工初步估算认为，工龄在十年以上的老员工应该拿到五六万元的赔偿金。等待补偿金的黎先生在德英厂干了18年。他从18岁进时，还是个毛头小伙子。现在，他成了车间组长，已为人父人夫。他说：“我把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个厂。现在突然说没就没了，那种感觉就像人生突然变空了一样，没有根了。”
2、斗争过程
一位聂姓女工称：“今早我们到厂里追讨欠薪，发现有警察带着狼狗围守工厂，在交涉过程中，双方起了冲突，工人们见讨薪无门，就上街堵路，希望事件获得圆满解决。”工人堵塞马路抗议期间，两人被公安拘捕，入夜后工人陆续散去，约50人于厂房附近饮食店聚集。
工人堵路的起因是由于担心是否能及何时拿到补偿，“根据以往经验，若将劳动补偿事宜交劳动仲裁，等待法院变卖厂方资产，这往往需要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员工们觉得，长期等待有可能夜长梦多”，“于是，一些工人等不及3天公示期结束，便在交涉中与厂方僵持不下”。但是在该厂中方代表潘厂长看来，“按常规，拖欠的工资及应该支付的经济补偿，都应该在劳动仲裁后支付。但在工人的交涉下，政府令东莞服饰公司（莞城街道下属东莞服饰有限公司，与香港德英电子通讯有限公司合资建立东莞德英）垫付了欠薪，这对服饰公司构成较大压力，……再让服饰公司垫付几百万元的经济补偿金已不可能。也不可能让政府出钱，因为‘那是纳税人的钱’”，同时这位潘厂长道出了另一个隐忧：如果这个厂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那以后类似情况，是否都可以仿效这个先例呢？
3、基本结果
最终“经多方调解，工人现已同意走劳动仲裁这条路了”，3月17日，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律师确认，东莞德英员工已聘请他为代理律师，处理补偿事宜，“他正着手准备材料，拟将事件提请劳动仲裁”。
二、问题和思考
除了上述企业外，佛山市高明英皇卫浴有限公司、南海黎明化工玻璃工艺厂、富兰克林礼品模型厂、冠成纺织厂、东莞素艺玩具厂等，也因公司关闭、搬迁等原因，引发从十余人至数百人不等的集体讨薪、要求赔偿行动，包括在公司门口聚集、停工、锁住厂门扣押设备。有些斗争工人能拿到部分拖欠工资，有些斗争工人还能争取少额补偿金，但大部分斗争都难以难《劳动合同法》赔偿。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工人就被繁琐的细节和长时间的流程给拖垮，最终不了了之。
中国大部分血汗工厂的工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血汗工厂利润微薄，对原料成本和人工成本很敏感。在经济高涨时工人可以通过罢工争取利益，一旦经济下滑，势必转移损失降低工人工资，要求工人和厂方“共度难关”。这个时候工人怎么办？更有甚至，工厂搬迁去工资更低的地方，工人又该怎么办？要求工厂按法律赔偿，工人可能破产，不按法律赔偿，工人的青春和血汗又该由谁来负担？
这是本质的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无法解决的矛盾。工人要么忍气吞声当一世的奴隶，要么奋起反抗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三、高潮再临
（一）冠星罢工
2011 年 10 月 17 日，深圳市宝安区的冠星精密表链厂工人罢工，引发了新一轮工人斗争的高潮。
冠星是西铁城的代工厂，从 2005 年到 2010 年的 5 年间，资方一直以“上厕所、喝水”等为由，每日克扣员工工时40分钟，这40分钟不算工资也不给加班费，员工对此积怨甚深。罢工前的10月12日，工人们曾联名给厂方写过一封信，全厂1000多人签了名，要求厂方将这40分钟按加班计算，明确表示“限期三天给出答复，否则就将停工维权”[24]。10月16日，厂方又宣布将部分工人的工资由“计件制改为计时制”，导致工人于10月17日正式罢工。罢工工人要求，资方必须按照加班工资的标准补发5年间每个工作日 40 分钟 “工间休息”的工资。最初三天，罢工仅在厂区内，工人从静坐到小规模游行，将“维权停工，坚持到底，还我血汗钱”的标语写在大纸箱上。数天后，工人们突然发现厂区到处都是保安、警察，还有“防暴小分队”。11月1日，在当地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工人们被迫复工，但因争议事项没有解决，工人进入了怠工状态，工作效率不到正常状态的 30%[25]。此后，陆续有穿保安制服的、防弹服的、迷彩服的人在工人上班时提前进厂，在工厂为资方站台，监视工人工作[26]。然而，更多的工人并没有真正复工。在僵持之际，劳维律师事务所应邀介入。11月9日，劳维给冠星厂发出律师函，建议厂方尽快与员工代表对话磋商。厂方趁势借机打破僵局，同意开始谈判。其后，经过两轮激烈的谈判，厂方给出了最后方案：“和解金以员工目前基本工资为基数，对2005年10月1日至2010年10月31日期间每天40分钟的工作时间（具体时间以员工当时考勤记录为准），按加班费计算，最后计算数额做70%折算。和解金从2011年11月起逐月分五次发放，覆盖包括签名授权的584名员工在内的全厂千余名工人。对将来离职的员工，厂方承诺不会影响其和解金的分期发放。”17日厂方向全厂公示了劳资谈判达成的方案，得到全厂员工的认可。19日上午，劳资双方对前两次正式谈判的会议备忘录做了确认和签署。冠星厂千人大罢工，最终以胜利结束。
（二）11月后密集罢工
冠星罢工后，11月-12月间，连续发生多起千人以上大罢工。
2011年11月17日，东莞裕成鞋厂6000多名员工走上街头大游行，抗议工厂大幅削减奖金，游行队伍从裕元工业区出发，前往镇政府讨说法。工人一直沿着马路示威到镇政府，声势浩大、场面壮观，游行导致当地交通瘫痪，当局出动近千防暴警察镇压。
2011年11月22日早上，精模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二千多员工，因加班不合理等问题举行大罢工，工人们陆续走出工厂，并试图堵107国道抗议。当局调派数百名武警、防暴警察等到场驱散工人。
2011年12月5日，深圳海量储备有限公司的2500员工集体罢工，要求工厂给予工龄补偿。此次罢工历时22天，取得显著成果。
2011年 12 月 26 日，南京厂区的 8000 余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资方减少中国员工的年终奖金。南京LG官方给员工的答复是：“年终奖由一个月工资增加为两个月工资，带头闹事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若再闹事将直接关闭南京工厂”。员工表示不能接受LG的最终处理意见，“为了群众的利益我们一定不会妥协，坚持四倍工资年终奖”。连续罢工三天后，工人接受厂方提案，发放相当于两个月工资的年终奖。
11月以来的一系列斗争，规模大、密度高，海量的罢工更是持续22天，历经数个回合，体现出更高的组织水平和斗争手段，将2011年新工人的斗争推向高潮。
第三节 海量大罢工
随着日立被西部数据收购，海量工人要求工厂给予工龄补偿，并发动了一场范围广、时间长的罢工，2011年底的工人行动步入了高潮。
一、主要矛盾和酝酿
深圳日立子公司南山科技园海量存储设备公司成立于1995年底，由日立环球存储科技公司、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企业。深圳海量员工总数约4500人，而参与此次罢工的一线员工数量为2500人左右，超过了员工总数的一半。停工事件造成位于深圳南山区长城科技园的深圳海量工厂近乎全面停产。据部分深圳海量工人称，其实他们对工厂早有意见。一是因为深圳海量工资低廉，而且还存在克扣工资的现象。一些工龄长达10多年的老员工，直到目前工资也不过1000多元。二是因为厂方不合理安排工人年假。由于11月初泰国发生水灾，导致日立环球在泰国的硬盘工厂停产，而作为该硬盘工厂供应商的深圳海量公司，则要求工人利用这段时间休掉固有的15天年假，但这一要求却引发员工的不满。因为“如果不休年假，则可按两倍加班工资计算收入”。
深圳日立环球于2011年9月份被西部数据所收购，由于公司于合同条约并没有给普工一个满意的答复，2011年12月5日0点深圳海量储备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集体罢工，抗议公司被收购后，所有工人的工龄变零，要求先行补偿。12月5日凌晨4点，员工派代表谈判。工人推选的20名工人代表向海量公司提出了23点要求，包括收购赔偿、管理和福利方面的问题，如工资增长缓慢、克扣工资、加班工资按底薪计算、不发放高温补贴等问题。最终归结为如下三条：要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给予知情权；公司用年假抵厂休不合法，应作赔偿；在并购完成前，给以工人合理的赔偿，即2N+1赔偿，2N+1赔偿指(工龄×2+1）×月薪。
公司答复在12月20号前解决此问题，可是并没有说要怎么解决，只是说让工人们等待上级商讨。工人派出的第一批员工代表也很快被收买瓦解，没有再在工厂中出现。面对厂方敷衍，工人们不肯散去，他们都说公司只会一拖再拖，不会给出准确的答案，于是他们继续罢工示威活动。工人们打出巨型横幅，上面写了诸如“要改嫁，先赔偿”、“强迫年假抵长休”、“强迫加班，强迫轮休，无耻”等话语来表达员工的不满与强烈诉求。12月5日上午，工人们的呐喊声把该公司上层领导引下来解决问题，11点经员工代表和公司高管谈判，公司方说当天下午3点给出准确答复。下午3点左右，在几个代表的带头下，工人们集合在董事长办公室楼下的楼梯口处齐声高喊：“下来答复，下来答复！”工人强烈要求公司管理层给他们一个说法。工会代表许先生向《法人》记者表示：“罢工主要是员工们担心企业‘改嫁’后，自身原有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针对罢工事件，工人一并提出三点诉求：要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给予知情权；公司用年假抵厂休不合法，应作赔偿；在并购完成前，公司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赔偿方案 — — 整个方案细节性条文归结为“23条”[27]。
对于员工的诉求，厂方未能在短时间内提供解决方案，罢工浪潮迅速在厂区蔓延。眼见声势浩大的罢工随时可能场面失控，深圳南山街道办等相关部门迅速到现场扑火，也有工作人员被派往现场封锁消息，“摆平”记者。深圳海量所在的长城科技园大门拉开了警戒线，公安干警在旁戒备森严。大门有多位保安对入内人士盘查，未持工作证的人员不得进入，或须到侧门登记。但封锁线止不住信息向外传播，新一代工人熟悉网络和现代信息手段，用手机拍摄大量视频和图片，传到网上。
二、斗争过程介绍
（一）第一回合：工人堵库房遭暴打，奋起反抗逼退警察
在深圳海量存储罢工的第六天，2011年12月10日，冲突升级。罢工后，工人封住工厂仓库，防止管理层提取货物。12月10日早上6点40左右，该公司两名高层经理叫来约3、4百名警察及防暴队[28]，进入仓库区提货。当时大部分工人仍在睡觉，只有几十名女工看守仓库。女工不让厂方提货，两名高层带领警察开始驱赶殴打员工，对守夜员工进行强行抓捕，并没有出示任何逮捕令。在抓捕的时候有的同事激动质问：为什么抓我们，我们没犯法？可是没有人回答，回答他们的只有防暴队员手中的警棍。冲突中一名怀孕5个月的孕妇被警察踢伤致流产，多名员工被打另有多人被抓走。此时正值上班高峰期，此举激起了其它市民以及周边上班员工的愤怒，有其它公司的员工与其发生冲突，防暴队强行警戒和镇压。不满者随手将刚买的早餐，矿泉水瓶等砸向防暴队，高呼：“政府拿着我们的钱在养着违背人民意志的走狗汉奸，来欺负我们自己人!”随时有与防暴队发生冲突的人被强行押走。在警察准备整队离开时，工人呼喊全厂工人下楼支援，数千工人包围警察。大部分警察突围而去，少部分警察被围困一上午，中午才被工人放走。最终警察不敢再次插手，以防事件升级为社会事件，在工人不打砸抢不暴力的情况下不再出手。
当日下午，工人继续在现场集会，要求厂方交出两名带头打人的高层。现场涌现出带头喊口号的女工，带领大家一起质问管理方为什么至今仍不正面答复，说明收购后的赔偿方案。几千工人一起唱国歌，气氛很热烈。工人斗争的矛头指向公司高管，高喊打倒汉奸的口号。现场对话片段如下：
某高层问：“你们相信沈茂林吗？”
工人齐声答：“不相信”
问：“你们相信警察吗？”
齐声答：“不相信”
问：“你们相信工会吗？”
齐声答：“不相信”
问：“你们相信谁？”
齐声答：“自己”“相信我们自己。”
问：“你们谁是代表？”
齐声答：“我们都是。”
当天又爆出内幕，海量前身是IBM，给深圳日立环球收购后，给深圳日立环球多达6亿元给员工的赔偿款，被深圳日立环球私吞；政府人员问深圳日立环球为何不把这钱发放到员工手中，回答是，员工没有闹，就没有发。还发现员工社保多扣少交。员工被卖猪仔一样卖了几回，公司倒是赚得盆满钵满。
办公室人员也同情罢工的工人兄弟姐妹，但却不能一起站到操场上进行罢工。许多办公室文员的心是和楼下工友连在一起的，很多文员到窗子上看外面情况，听到下面同事一起高喊的时候几乎没有心思干活。大部分文员工作不到一两年，时间长的已经到主管了，他们扮演着可怜而尴尬的角色。本来这次收购和他们自身利益关系很大，他们应该一起去罢工，可是公司高层威胁说，如果谁自己先出去，公司就最先拿谁开刀，于是主管和文员就妥协了。
（二）第二回合：坚持斗争，积极防御
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都有数百名工人到厂区静坐，“每天上午9时多来，下午3时多回，就在外面聚集，喊口号”。工人们表示将一直停工，“我们一定会坚持，直到公司答复我们，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海量工厂墙壁上已被贴满了写着“强迫年假及厂休，无耻！”“日企欺压中国员工”、“要改嫁先赔偿”等字样的条幅。海量公司方面则表示，仍在与工人进行商谈，解决停工“尚没有明确时间表”。
有了10日挨打的教训，员工付出极大的耐心，面对寒夜和公司进攻，每天至少不少于1000人守夜。其他工人也随时做好准备，如有像上次警察偷袭，其他工人必在10分钟内赶到公司。
17日下午，资方抛出了忽悠工人的《最终方案》。对工人提出的“23条”其中的11条内容予以确认，重新调整了工人薪酬以及包括住房补贴、节日补贴、高温补贴、餐补、交通补贴等各类补贴，承诺2012年起所有工人的基本工资从1420元调整到1800元，同时要求1–5级员工签署12月19日复工的赔偿协议。资方答应按照N+1倍赔管理层，金钱收买已到了班组这个级别。但《方案》只答应给工人0.6N+1的赔偿（文员也是这个标准），与工人要求赔偿的2N+1方案有很大距离。工人不买资方的账。
由于一直进不了仓库，也很难再通过请警察攻入仓库，于是在12月18日，资方组织了主管和文员集体到仓库，试图进入仓库，被工人赶了出去。双方在仓库门口拉开阵势，互相对骂。随后，工人展开第二轮反攻，进入办公大楼，要求骂人的主管出来道歉。
罢工工人方面始终坚持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给予知情权、公司用年假抵厂休不合法应作赔偿、在并购完成前给以工人合理的赔偿（2N+1）等三项诉求。到12月19日，前两条诉求资方均已答应，但对于赔偿方案的争执迟迟未能解决。
（三）第三回合：保卫库房拉锯战，厂内组织的考验
一计不成，资方再出损招。资方为了瓦解罢工，想方设法收买工人复工。资方允诺给工龄较长的白领文员和班组长级别的工人另外发房贴和车补等额外工资，并通过他们积极收集所谓要求复工的工人签名。12月20日，资方命令打扫卫生的外聘保洁人员（劳务工）装扮成本厂工人，加上被收买的部分一线班组长和办公室文员共三四百人，举着“复工”标语牌与一线工人对峙，喊出“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工作”口号。很快被声势更加浩大的工人怒吼所淹没：“打倒汉奸”“滚、滚、滚”。僵持40分钟后，这群人灰溜溜的回到办公大楼里。随后，罢工工人聚集在办公区门口禁止任何人进出。
同时，班组长挨个给关系好的工人打电话，软硬兼施，让工人复工。工人或言辞回绝，或直接关掉手机。下午3点，资产阶级狗急跳墙，使出下三滥的招数，给工人宿舍断水、断电。
资方通过暗中收买工人代表和发起者，企图挫败工人的抗争决心。工人选举产生的三批代表都遭资方打压和收买，到12月20日罢工工人已经没有公开代表。接受复工条件的班组长们以400–600元为代价，收买一线工人在复工协议上签字，将有数百人签名的复工协议送交深圳市当地政府，以此表达所谓工人民意。
12月22日，罢工工人也组织了签名活动要求坚持捍卫权益，并前往深圳市政府请愿。
（四）结局：市总工会放话，打击定性
各方都没有成功压制住工人，最后，官方工会撕下伪装，赤裸上阵。12月23日，深圳市总工会王同信副主席在海量员工大会上对海量工人进行分化和恐吓[29]：
第一，市委市政府非常关心大家。海量事件发展到今天已经要20天了，前天，王（荣）书记专门做了批示，要求市总工会代表好工人的利益，要求我们到企业以后坚决工人合法权益。我们也积极做到了这点。
第二，目前最终方案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工人，工会组织和有关部门以及资方。我国法律并无规定罢工是合法的或者违法的。但是，工会不赞成用这种办法，其实我们有更好的、双赢的办法，而不是双输的办法来解决工人的问题和诉求。
第三，在我们市总会这几年重大的劳资纠纷中最后解决的方案，没有一个企业的工人拿到了你们工人拿到的这么多。我们处理过的事件中没有一个企业能达到这个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工人仍然坚持要2N+X，那就是在自己骗自己，那是不可能的，做不到。
我们的工人是有组织的，下面的工友们聚在一起喊没有问题，今天喊，明天喊，后天再喊，能持续多长时间？把企业搞垮不符合我们工人的最大利益，我们最大的利益是让我们的收入最大化，我们要保持一个双赢。
在座有人说：我们不想在这里干了，想拿一笔钱走。我们能理解并认真研究了你们每一个问题，想找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帮你们。做不到啊！兄弟们！哪有这样的好事。你们会问，为什么百事能做到呢？你们旁边有一个企业法定的规定N+1，你们去问一问他们拿了多久？你们拿的比他们现在拿的还要多！还不满足？！
目前的方案让你们仍然保留了一个N，这是一个让我们听了都很兴奋的事，其实是一个变相的补偿你们之前的工资，工龄没有清零，这比你们法定补偿要高多少啊！！你们自己去了解了解！为什么？因为有的企业承担得起，有的企业承担不起，有的出嫁的时候带了一大包嫁妆，有的出嫁的时候带了一小包。
你们说要出嫁先赔偿，没问题啊，我赞成。我来了多少天就在谈这个问题，和企业谈判，在座的哪一位比我们更具有谈判能力？没有法律支撑，你说得过资方吗？总的来说，现在这个结果，大家需要收手，需要冷静，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目前已经不止市总工会在这里了，很多部门已经介入。各自有各自的职责。
另外据我了解，目前还在调查阶段，但是所有人做的任何的事情全部记录在案，每个人必须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占领仓库、生产场所是违法的，阻挠工人劳动的权利是违法的，散发传单、煽动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你可以不工作，但是煽动罢工、阻挠别人劳动、上班，甚至，造谣、私刻公章都是违法的。都跑不掉。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工会组织，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工人受伤，我们很多工人的行为是过激且违法的，触犯治安条例的。在这个时候，我作为工会的副主席提醒我们工人，呼吁工人，要求我们的各位兄弟姐妹们，不要做违法的事，该收手了。
作为政府，既有维护工人权利的的责任，也有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的责任，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在一个阶段，维护我们职工权利是主要的。当绝大多数工人的诉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是不允许的，我要告诉在背后组织的一些人，我说的是在背后组织的那些人赶快收手，你做的事情很危险。该收手了。
经过这么些天的谈判，哪部分人是骨干，哪部分人是核心，我们都一清二楚。作为工会工作者，我们真的不希望任何一个人受伤，大家是为了自己的权益去做的。最后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工人的权利都保障了，上班了，个别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最终，在多方压力下，12月28日，海量员工结束罢工，回到工作岗位。
三、基本成果和意义
海量斗争的成果是显著的。通过工人斗争，公司承诺：一是上调基本工资380元，另外每年调薪大约7%×基本工资；二是对不住宿舍的工人增加房补；三是推出产品增长奖（0.6×2012年3月31日的薪水×工作年限），一次发放给工人；四是如果兼并，给工人0.6N+1赔偿。比较日立环球深圳的另外两家公司，福田保税区日立环球和龙岗日立环球，连根毛都没得赔，这就是斗争和不斗争的差别。
同2010年本田事件同期的工人斗争相比，以海量工人为代表的2011年底的斗争又进了一大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斗争周期大大增加。海量工人斗争前后共22天，超过本田事件的17天。2010年本田事件后的系列工人斗争，一般停工时间都比较短，很多都是1天就结束了，但2011年年底海量事件同期的工人斗争时间都相对较长，例如日资冠星厂前后持续1个月、苏州冠捷科技持续1周多等。在自发阶段，工人一般都很难连续发动行动，所以工人一般都要求现场解决问题，要是现场解决不了，往往意味着厂方增强分化瓦解和防范，工人再也难以组织起来，要求自然无法实现。正如一位海量工人在罢工之初所担心的，如果等待公司12月20日的答复就麻烦了，“到时不会理你的，到时我们也组织不起来啊，再罢工不可能的”。2011年底的工人斗争持续性增强，表明工人的组织能力有很大进步。
第二，斗争手段日益丰富。从形式上看，本田工人的斗争更像是一场停工，工人散落在厂区各处，管理者来叫工人复工，工人就走到其他地方去。本田工人没有整齐划一的行动。但海量工人行动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罢工，工人们打着横幅、喊口号，向厂方、政府和社会请愿，罢工期间每天都组织日常活动，为了追究12月10日的打人者，还组织了规模盛大的群众集会，高唱国歌，工人跟管理层现场对答和辩论。
第三，工人罢工越来越超出资本家的能力。对于本田事件，汽配厂利润率相对较高，本田在发生罢工事件的当年净利润为5340亿日元，几乎较上一年翻了一番（本田在日本的厂亏损了1376亿日元，主要靠中国区盈利）[30]。所以汽配类企业有能力给工人涨工资，本田工人的诉求是相对容易满足的，这类利润率高的企业在中国是少数。但海量不同，海量代表着中国大多数血汗工厂，工厂利润微薄，如果完全接受工人的诉求，搞不好这类工厂就破产了。所以对于赔偿方案相关争执，海量迟迟未能解决。所以现实摆在工人眼前，如果要涨工资工厂就会破产，这时是应该放弃斗争，还是要争取更高的目标？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工人要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忍气吞声，要么奋起为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带给工人长期安定的发展前景。
第四，海量事件也超出了政府的能力。一般而言，在工人斗争中只要放出几百警察或防暴队，都可以将工人斗争压制下去。随着工人斗争四处发生，资产阶级对一个工厂派出更多警察越来越困难。但海量事件中，几百警察出动，却无法压制下工人，最后不得不灰溜溜的撤退，答应只要工人不出厂就不再干涉。这表明，警察是无法把一致行动的工人压制下去的，未来运动必然势不可挡的发展起来。
第五，工人斗争形势日益复杂。一方面，工人的阶级意识提升，一名女普工说：“当然觉得很不公平！我们都有在这里长期工作下去、结婚生小孩的打算，所以即使这个事情（指并购）跟我们的直接关系不大，但是我们要参与进去！这么不合理的事情，都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完全没有知情权！他们就当我们是会说话的机器 — — 我们那个大组长就是这么说的！”另一位则表示：“（虽然罢工是老员工发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也都关心这些，虽然不是直接牵涉到我们的补偿，但是以后要在这里长期工作、生活下去，这个公司那么不合理，不能让它继续这样。所以一定要去！”另一方面在海量罢工中，资方通过暗中收买和威胁分化，工人选举产生的三批代表都遭资方打压，最后罢工工人干脆不再选公开代表。在12月10日斗争中表现出色的女工代表，很快被收买，到20日站到了“复工”队伍中，工人骂她是汉奸，她无所谓的回答说“我就是汉奸”。工人代表频繁分化重组，公开选出的代表剧烈变动，都给工人运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工人必须在选举公开代表之前，形成不公开的核心队伍。鉴于深圳市总工会最后关头出卖工人的事实，核心队伍从一开始就要非常谨慎，接触官方工会等“中立”的调停机构必须用公开代表。如果核心队伍是仓促建立的，也不可能成功运用这些策略，这实际上也要求核心队伍要经过长期的工作，在厂内建立良好的威信。
第四节 ASM大罢工
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时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
— —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马恩全集》第2卷512页
2013年10月31日，深圳先进微电子（ASM）全厂5000工人大罢工。罢工持续到11月21日，历时22天。罢工过程中，工人们团结一致，与资方斗智斗勇，一次次抵制了企业的分化、利诱和谣言，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展现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
ASM罢工，是工人阶级整体处于守势时期，以合并搬迁传闻为导火索的一次进攻型罢工，工人罢工后工资大涨20%，福利、房补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并且在斗争中明确提出要参与企业利润分配，标志着工人对雇佣劳动体制提出的隐含的挑战。
一、矛盾酝酿
ASM集团中国制造中心包括深圳先进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先进半导体材料（深圳）有限公司、先进科技（惠州）有限公司，是ASM太平洋科技有限公司（ASM pacific technology ltd.，简称ASMPT）的下属公司，最早于1989年10月在中国深圳成立，是全球最大半导体装配设备制造商，在深圳盐田区共有3间工厂，员工超过5000名。
（一）企业年年盈利，员工却苦不堪言
ASM公司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和发光二极管行业的集成和封装设备供应商。据工人称，ASM盈利能力很强，二十几年来从未亏损，即使在爆发经济危机的年份，仍然获得了约合人民币7多亿的纯盈利，而2011年纯盈利更是达到了近30亿人民币的高度。工人翻看了ASMPT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发现最近三年（2010、2011、2012）ASMPT的年度净利润大约20个亿人民币左右。
ASM的工人们为公司创造了如此巨额的利润，工人们的工资水平却长期停滞。ASM虽然每年给工人加薪50~100元，但采取的是“涨底薪、降福利”和“控制加班”的方式，工人实际到手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增长。面临生活成本的飞涨，工人们不得不苦苦申请加班。同时，公司还大大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让工人“现在八小时干以前十一个小时的工作量”。工人任劳任怨地为公司工作，却只得到低廉的薪水，生存压力很大，感到“丧失做人的尊严”。
2008~2009年，金融危机波及中国，ASM为压缩成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将2008年的奖金分红推迟到2009年8月发放；2.所有员工工资降低10%，与公司同甘共苦；3.陆续给工人放长假；4.四天工作制，控制上班，但强制加班；5.拖欠加班费和承诺给放假人员的补贴补贴；6.合同到期接触不给赔偿金；等等。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问题被转嫁到工人身上，工人苦不堪言，甚至出现了员工饿倒在车间的事。
（二）花言巧语，逃避搬迁赔偿
2013年初起，该公司位于盐田港区和太平洋港区的2间工厂合同先后到期，政府要求公司搬迁以升级改造，但是资方仍然对全体员工发布了一个扎根盐田建设盐田的通告来迷惑工人。3月，公司J07部门欲搬迁到广东惠州小金口，该部门工人指出公司不按照劳工法例给予合理赔偿，于9~11日罢工三天，暂时阻止了非法搬迁。在3月12日，即复工第一天晚上，一名参加了罢工和示威行动的工人跳楼自杀，原因疑为公司高管的恐吓，公司则通告称跳楼属于个人问题，与企业无任何关系。
10月初以来，资方仍以市内搬迁为由拒绝赔偿，为推行搬厂计划每天开十几场“沟通会”，给员工做搬厂动员，此举引起过员工的抗议。ASM的董事长周全也向员工发出公开信，大打感情牌，意图以所谓的“奖励计划”替代搬厂赔偿。员工指出周全的虚伪，以坂田华为公司和保税区鑫茂公司的搬迁赔付案例对公开信做了回应：“年盈利不到2亿美元的鑫茂公司为什么主动赔付几万元给每个公司员工，而我们年盈利超过10亿美元的ASM公司就理直气壮的说出不赔偿这句话?”“你所谓的大家同坐一条船，都希望可以乘风破浪。真是好笑，请问这位衣冠楚楚，舒服坐船的船友，您跟我们这些正在努力划船的诚心诚意的交流过吗?问过我们的感受吗?别说了，我们也已经不再相信你，我们可以告诉你真相，乘风破浪的是你，和其他在享受丰厚分红的董事们，不是我们这些被你们愚弄的，压榨的船工们。”
（三）周边工人斗争的带动
一个多月前，盐田港工人罢工要求加薪，仅仅两天时间，资方就加了1700元的薪资。这是工人维权的一场重大胜利，大为鼓舞了同在盐田区的先进微工人。
二、斗争过程
（一）第一回合：倡议书流传，工人提出诉求
10月29日，一个工人在QQ空间发表了《ASM员工维权倡议书》，针对“什么是工会？”“工会经费怎么来的?是员工筹措吗？”“ASM工会处于什么状态？”“为什么要大家加入工会？” “我们通过工会要求资方加薪资以及工龄补偿金违法吗？” “我们要求加薪1500–3000元,要求2N+1工龄补偿合理吗？” “为什么说工会代表广大工会会员而并等于全体职工？”“为什么员工的权益屡次被侵犯!并且得不到保障？” 8个问题作了回答，并向全厂员工发出了倡议。此后，该倡议书开始在ASM工人中流传。
10月31日上午，ASM在未经过公司工会同意的情况下，贴出搬迁公告《前往龙岗分厂工作的奖励计划》：不愿意搬迁的工人可以填写书面申请，留在盐田海鹏厂区工作，其余愿意搬迁的工人，会给予合理奖励。该公告完全漠视员工的利益诉求，为此员工情绪激动，下午开始全厂大罢工，以涨工资、断工龄为口号。近5000工人打出了“公开谈判，满足员工诉求”“团结一心，坚持就是胜利”“共产党万岁”的横幅，采取静坐、喊口号等较为理性的方式进行维权，工人队伍内还流传着“维权80天”的豪言壮语。
11月1日，资方给出了第一次回应，态度强硬，ASM太平洋行政总裁李伟光在记者会上称罢工源于不理解，不可能应允员工现有要求。到11月5日为止，资方的回应为：
1.不愿随厂搬迁的员工可以自动离职，厂方不作任何补偿。
2.愿意随厂搬迁的员工，如在新厂区工作满两年以上，厂方到时将给予0.8个月月薪的奖励。
3.考虑到有部份员工已安家于盐田片区，厂方承诺两年内提供盐田往返新厂区厂巴，方便员工上下班。除此之前，据内多名员工透露，在之前的沟通中，厂方已多次强调不会再作其他让步与安排，叫员工自己定夺去留。
11月6日，罢工的第七天，员工提出了6条诉求：
1.明确员工诉求，公司获利与广大员工薪酬不符，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补回这些年的职级福利费，保证以后不在转移福利费！
2.补赏（偿）因公司搬迁对员工的损失，对不愿搬迁又不愿再在公司工作的员工按照劳动法补赏（偿）！
3.成立由广大员工直选的新工会！
4.对所有搬迁的员工福利待遇一视同仁，每天安排班车接送，不得以各种理由取消！
5.组织成立由各部门普选的共50人代表，与资方谈判和政府沟通，资方不得对代表排挤、报复，立字为据政府公证，否则，后果由资方以高额的经济补赏方式赔赏（偿）。
6.资方不得强迫员工加班。
（二）第二回合：公司软硬兼施，工人团结一致
11月6日，一位ASM的工友写了一封公开信《狭路相逢勇者胜》，提到了在劳资双方拉锯的阶段资方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资方出手无非三个方面，一是让敌对分子潜入我们次个维权的队伍中来进行破坏，分化大家的团结;二、进行对部分部门进行利诱之;三、拉拢政府施加压力。在这三方面中，破坏团结的一切行为最为可怕!也是最为可耻的!”
在这近几天里，资方每天登记人员上班情况（包括离岗、在岗消极怠工、留岗、请假），并要求员工签订复工协议。工人爆料J83部门主管带头开机，并以开除威胁消极怠工者；还有S81部门的部长哀求组长帮忙发料，有的组长和主管带头复工。也有人反映，近几天仓库又开始发货了，S81仓库每晚都往惠州和福永送料。资方还采取分化措施，例如只宣称对J07部门赔偿N+1。
同时，工人也有意识地加强团结，提高组织性。
11月7日，罢工的第八天，为了防止公司雇佣水军捣乱，所有参与维权的员工都带上厂牌，穿上工衣，按照部门站队，每个部门举牌，牌上写上部门名字，大家跟着领头的人行动。大家都觉得这样组织起来更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力量。
11月8日，董事长周全来到厂区，针对员工诉求进行了逐点回应，同时也是再一次的分化、利诱和施压：1.搬至龙岗的，在第一个发薪日就给奖励；2.奖励是10–15%，最低拿10%（的工资）；3.在新厂工作满2年的，发3–6个月，甚至7个月的奖金；4.辞职离开的要求赔偿，但从来没有赔2n+1的；5.拒绝加薪3千，“我们的收益不一定是我们的盈利”。但是罢工的工人们并不买他的帐。
11月12日上午，开始了罢工以来的第一次谈判，政府、资方、员工代表参与了谈判。谈判在下午3点多结束，资方保持强硬耍无赖姿态，没有取得进展。资方威胁说停工协商期没有工资，工人当场抗议，盐田区政府有关领导也在场表示停工协商期间工人也有工资。律师也支持了停工期间有工资的意见。传盐田区政法委致电资方2号人物，称有工资。资方要求工人先复工再谈判，但工人坚持要求先满足诉求再复工。
罢工工人也开始组织力量反击：红花草以“诉求表”组织工人参与集体谈判，统一行动；一些工人戴上“加薪3000”的袖章组成安保力量；用登记姓名递交员工代表的办法，给还在工作的员工施压。工人还提出要成立宣传组、后勤组等以便更好的进行接下来的维权工作，同时呼吁大家捐款，更好的支撑起维权工作。
传STJ部门800名员工已全部提交诉求书。但是据有的工人反映，有的部门200多人，下来签字的只有50多人，其他人抱有“不签我也有份”的搭便车心态。尽管如此，罢工者仍是大多数，工人们的士气依然旺盛。
（三）第三回合：公司大放烟雾弹，工人一一驳谣言
11月13日， ASM罢工进入到第14天。据一工人估计，仍有多达三四千人在罢工（包括厂区楼下集会的和未下楼在车间静坐罢工的）。资方采取大放烟雾弹的方式加紧分化瓦解、威逼利诱，红花草和工人看出了谣言的虚假本质，对这些谣言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抵制了资方的攻势。
下午五点多ASM董事长周全召开主管以上的会议，大打感情牌，劝说复工。资方还特意释出烟幕弹：传出沙头角厂区要关闭、到时让政府出面解决的假消息，企图搅乱人心。13日晚上还有一位高管演讲，自陈儿子去了意大利上学，感谢公司给了他很多，大表忠心永远站在公司一边（这个高管“被维权工友斥为一条老狗”）。
工友纷纷驳斥谣言，有的说这里每个车间资产都上千万，不可能说关就关，有的说ASM放出这个消息会让自家股市崩盘，是作茧自缚，还有的说就是关闭也要赔偿。对于谣言，工人指责公司还在跟工人玩捉迷藏的游戏，毫无诚意。有积极工友追查和警告工人中的传谣者。另有积极工友倒更自信地评论说，真正的较量时期需要两周，“资方在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将来的谈判筹码，因为他们现在筹码太少”。
11月14日，资方加紧动员，利用谣言和奖励复工的办法分化工人。有的经理在车间搞小动作，找组长，主管谈话，要求复工，有开机红包拿，有的部门还想以外出聚餐的形式笼络人心、劝说复工。资方还借向工人学习开机技术为由，拉着一工程师出去开机，再拍上一张照片，然后向股民说：看，部分已复工了。这是阴险地欺骗股民。
工人继续批驳资方关厂的谣言。有的说管理层5个董事一年工资就就能拿出我们的补偿，怎么可能因为停工就倒闭了？有的说相比起罢工，关闭一样损失超大，公司承受得起？有的说，公司撤資是笑话，每年赚那么多怎么可能说关就关，而且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查报表，我们现在还没影响到公司的命根，否则谈判他们会这样吗？每天夜里他们就开始出机，那些香港货车司机晚上十一二点才下班。有的说，其实很多人看到老板放风说注销沙头角厂的时候就已经动摇了，可是老板的意思就跟两公婆吵架，其中一个说，再吵我就去跳楼一样，只是吓人的把戏。工人指责资方造谣是在动摇维权队伍的军心。
资方还开始要各部门经理、部长了解大家的底线，想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谈。有的员工上了资方的当，就说加薪500到800我们就会干活。红花草维权者指出：资方现在加大力度分化瓦解，首先要分化的就是诉求，我们一再强调，统一诉求，统一行动，没有统一的诉求，就没有跟资本家维权的力量，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资本家也清楚。
对于资方摸底员工诉求的分化战术，工人也纷纷回应说，“现在很多没出来维权的都在背后搞小动作，说要去跟公司谈他们的诉求，n+1加几百块就开工，我只想对他们说，你们想的太多了，连楼都不敢下的人，诉求都不敢签的人，你说公司会给你好处？即使给了，这事过后，会不会想尽办法把这些钱退回去。不要说一千五了，如果我们的诉求是一千五，公司一哭穷，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只要加个一百两百就好呢？公司一毛都不想给你。只要大家复工了什么东西公司都不会给的，公司什么事都做的出的大家好好想吧，J07就是个例子。公司一直没有诚意跟我们谈，他们现在依然坚持一毛不给，而不是我们诉求有问题！”工人警告说，目前公司在利用新的诉求填写表，分化我们的团结，切记，公司派发的诉求表不要轻易去填写，不要又被公司忽悠了，公司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分化大家。
11月15日下午2点半开始，员工代表和资方进行了12日以后的第二轮谈判。然而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最终仍然没有什么实质结果。资方说要等到下周三董事会结束才有答复，后续才有谈判。但是据红花草维权者透露，资方在谈判中说2N+1不可能，但加薪有可能。董事会将讨论加薪的问题。但是员工代表只代表签了诉求表的工友，资方的罗志雄雷国辉对此也明确认同。
罢工工人认为，停工维权将持续到下周，下周一到周三将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劳资对抗时期。因此，工人们对内采取各种方式加强宣传，如制作音视频资料、举办“维权杯征文大赛”等，向其他工人解说罢工的诉求，加强工人队伍的团结，对外则积极备战，在谈判中彰显坚定的决心，加薪三千的诉求愈发高涨。
（四）结局：公司让步，警方介入，罢工草草结束
11月14日时，经EMT多方确认，福永这边PC箱内部核心控制板已无库存，A16PC装配部门也已无备用件；电箱，马达，光学也接近缺料。库存即将耗尽，资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到了11月20日，董事会之后，资方管理层以周全的名义发布了《致全体员工的信》，作出了“最终解决方案”威逼利诱工人复工：自下月起，基本工资及津贴各增加20%；膳食津贴增至21元/日；住房补贴每月增加200元（住公司宿舍员工免房租）；公司定期与员工沟通，逐步改善公司政策。通告最后用粗体写出：“若在2013年11月22日前仍不恢复正常工作者，不但不能享受公司的上述加薪政策，而且还将受到公司的严厉处分！”
通告出来后立即遭到许多工人的愤怒抨击。由于公司管理层的工资高得多，而且有大量津贴福利，基层工人却几乎没有福利，工资也最低，结果极其讽刺：此前罢工时不下楼、甚至根本没参与维权的管理者反而得到最大好处，增加几千块钱，维权的90%都是组长以下的一线战士，最踊跃参与行动的也是他们，却得到最少，只争取到几百块钱。
如果按照这个“最终解决方案”，罢工后一般职工可增加800元/月，再加上管理层的进一步施压，部分工人选择了接受资方这一让步。
与此同时，厂门外聚集了十几辆警车和大批防暴警察、各种便衣。工人们认为这是在挑衅工人，企业想要找借口迫使政府介入，因此工人们强调，要理智维权，防止给人借口。
11月21日，罢工的第22天，罢工的人明显减少，据工人估计，现场约有一千人左右。很多人都回到了车间，但其中大多在犹豫观望。今天主管纷纷加紧要求工人复工。
到下午，许多部门还是被分化了。在各级管理者的压力下，工人陆续开始复工。传ASM生产链的龙头部门S63准备开工。下午A07部门开会，拿出10月31日通告给员工签字，摆出3条路：要么拿N+1走人，要么搬去龙岗，要么留在海鹏，以下周一（11月25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传整个250多人一半都已签字。资方也派人混在工人中向大家散布称公司不会再有其它方案，仍存有幻想的员工认清当前形势，尽快复工等。
最后，防暴警察强行清场。最后坚持的七名工人代表被资方发通告开除。
11月22日，大部分工人恢复工作。厂方表示，逾200名工人将因此离职，另有约数百员工正在申请离职。至此，经过22天坚持不懈的斗争，ASM大罢工最终结束。
三、罢工的意义和特点
从罢工的实际收获来看，ASM罢工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罢工后，基本工资涨20%；住房补贴增加200元/月；饭补每天增加6.5元/天。基本工资1650–2400元不等，大概可增加400元；这样，罢工后一般职工可增加800元/月。罢工后，有一千多人拿到N+1的补偿，折成1月工资时是按照税前工资结算的，有的能发到6000多元，干10多年的员工就能拿到几万块。
除此之外，ASM罢工和过去的工人斗争相比，有许多标志性的特点：
（一）组织性强，策略灵活
ASM罢工规模涉及全场5000工人，持续时间22天，工人们目标坚定，凝聚力强，能够针对工厂和工人的情况灵活采取策略。
罢工过程中形成了以一批斗争意识强、组织经验丰富、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工人为中坚力量的领导核心，一方面通过宣传和活动组织进行思想工作，让工人们理解诉求、不易动摇，一方面采取“诉求表”的形式对复工的工人施压，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保证了罢工队伍的相对稳定，抵制了来自资方的各种分化、利诱、威胁。而ASM的大多数工人也具有较强的斗争意识，对组织者比较信任，服从安排，积极配合，守住涨薪3000的。一支能够服从组织、统一行动的工人队伍是强有力的，是在劳资力量对比中占据主导的关键因素。
在斗争中，这支工人队伍能够灵活采取策略进行防御和反攻。如在罢工初期，通过铺天盖地的公开信揭露资方的虚伪面貌，通过对企业发展状况的分析计算和工人实际生活的具体举例，从情和理的角度掌握舆论走向；在第二回合，组织所有维权员工带上厂牌，穿上工衣，按照部门站队，统一行动，不仅向资方展示了工人的组织纪律性，而且对工人本身产生了鼓舞作用；在第三回合，他们对企业情况有深入的理解，能够对资方放出的谣言逐一驳斥，并组织“维权杯征文大赛”，进一步提高了工人的斗争意识。
ASM罢工中工人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是过去所有罢工的工人都要相形见绌的。这也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组织水平整体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ASM罢工中，工人队伍的领导核心的大部分人员是企业的中下层管理人员，各个部门的班组长。一方面，班组长本身就容易得到工人的信任，他们的加入有利于工人队伍体系的形成，而另一方面，一旦这些管理人员被资方收买，他们很容易抛弃一线工人，整个体系很可能迅速瓦解。ASM一线员工的自发组织性还未达到形成领导体系、具备统一意见的程度。当企业抛出了对管理层特别优厚的“最终解决方案”，来自管理层的工人队伍领导核心满意地收手，工人队伍就无法维持，一线员工虽然非常愤怒，但却无力回天。
（二）外部力量积极介入
在ASM罢工中，NGO、政府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罢工的走向。
红花草是这场罢工的实际主导者。ASM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和策略性，和红花草的介入是分不开的。红花草作为一个厂外专门参与劳资纠纷的NGO，具有丰富的组织斗争经验，罢工过程中的“诉求表”这种方法、对“理性维权”的强调就来自红花草。NGO的介入便于工人吸收斗争经验，提高工人队伍的组织性，但同时也会以其自身的特点影响罢工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NGO作为厂外的力量很难进入厂内发挥长期影响，且容易引起资方和当局的警惕，对于长期的群众工作、意识培养往往是鞭长莫及、困难重重。
政府派出警察入厂镇压，给罢工画上了句号。在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态度是逐渐明朗的，其阶级性也是在这种阶级冲突中越发暴露。从最初的自矜身份、保持表面的中立，到金融危机期间为资方背书、从资方立场调解矛盾、对走出厂区的工人采取维稳措施，再到ASM罢工中直接进入厂区、甘为大资本的走狗，政府的嘴脸已经越发清晰。每一次罢工中政府的介入，都是对工人们的教育，都是在减少工人的迷信，促进工人的思考。目前，多数工人虽然口头上不信任政府，但是遇到问题，仍会把仲裁权、解释权交给政府，阶级的意识还在形成中。
（三）斗争诉求转向要求参与利润分配
这场罢工中，工人提出的要求已经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内容，比一般的法外诉求也更进了一步，延伸到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层面。ASM工人们不是单纯的喊口号要求涨工资，而是在对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我们为公司创造了那么多，公司给了我们什么”的问题，连自己的诉求将会对企业造成多大影响都计算清楚，让资方无法逃避、无法反驳。这说明工人们的阶级自觉更进了一步，他们意识到在雇佣劳动中，无产者才是价值的创造者，理应参与到成果分配中来，资本家的“资本创造价值”、“风险创造价值”已经忽悠不了工人们了。要求参与利润分配，也是工人斗争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随着阶级矛盾的不断尖锐，随着工人意识的不断发展，工人的诉求一定会继续前进，工人运动一定会越发成熟。
第五节 裕元大罢工
2014年4月5日至4月26日，广东省东莞市裕元厂工人为抗议工厂未足额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3万余明工人掀起了长达22天的大罢工。因为工人内部没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同时在资方、政府、工会、警察巨大的压力下，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私营企业内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裕元罢工影响深远，它表明了中国新工人被剥削和压迫的普遍状态，昭示着新工人力量的崛起。
一、矛盾酝酿
裕元厂隶属于台湾宝成集团，位于东莞市高埗镇，是耐克、阿迪达斯、锐步（Reebok）等世界名牌运动鞋的最大生产基地。自1988年起于东莞市高埗镇投资设厂，形成了多个厂区，约有员工45000人。裕元在中山﹑珠海﹑黄江等地也有多家工厂。根据财务报表，裕元工业在2013年的营业额为75.82亿美元，净利润4.29亿美元。
裕元厂工人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1310，再加上全勤奖150，年资，以及加班费和件资(奖金)。由于底薪按照2014年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1310元/月计算，工人的加班工资相比附近的很多工厂要低很多（如高埗华宏眼镜厂底薪普工是1750）。在订单较多，正常加班的情况下，工龄长的工人大概两千七八，不包吃住。如果订单少，控制加班，只能拿2200甚至更少，工人普遍觉得工资太低。
除了工资低以外，裕元厂的管理制度也十分苛刻。很多车间采用流水线生产，厂方为了控制成本，不让员工加班，但产量还是不断往上加。因此，工人必须如机器一样不停地工作，才能完成生产任务，因未完成产量而责骂工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工厂还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如在工作时行为不雅、形象不佳、与领导顶嘴会被罚10元；一天超过五次不良行为、不听从管理员指派工作会被记小过及罚款30元。除了这些，每当厂内发生工伤事故，厂房都会要求工人捐钱了事，甚至某些领导也借“献爱心”之名，为自己的生日派对筹钱，工人们对此愤怒不已。
由于工资较低，年轻人大多不愿意在裕元厂工作，因此，厂内职工大多是中年人，大部分职工从一二十岁开始在裕元工作（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裕元厂的待遇在本地较高），很多工友将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在了这里，对裕元和高埗镇有了深厚的感情。长期以来，东莞市社保局只强制工厂为工人缴纳工伤保险，而对欠缴或不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采取了默许态度[31]。但是，随着裕元工厂职工年龄逐渐增大，养老、医疗等保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工资低和欠缴社保，为裕元大罢工埋下了伏笔。
二、罢工的过程
2014年3月，一些裕元工人在社保局查询缴费记录时发现了问题。按照东莞社保局规定，企业需缴纳员工总收入的11%，员工个人承担8%。其中一名老员工每月总收入3000元左右，厂里需为他缴纳社保330元，而缴费记录显示，工厂只以1810元的收入标准为他缴纳社保，缴费率为1.5%，每月缴纳27.15元。在工作十五年后，他们未来只能领到每月四五百元的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完全没有。在社保局表格的“用工形式”一栏，他们都被称为“临时工”。另一些员工为子女办理小学入学手续时，发现裕元与他们签订的用工合同没有法律效力，他们是“临时工”，不能办理子女入学。这三件事凑一起，导致在4月5日，通过数千工人到高埗镇清水公园举行抗议，揭开了裕元大罢工的序幕。
（一）工人抗议社保未缴纳，劳工组织春风服务社介入罢工
4月5日，通过微信、QQ组织起来的几千工人到高埗镇清水公园举行抗议。工人们试图联系记者前来采访，但记者始终没出现，抗议横幅也被警察没收。几小时后，工人前往东莞市政府讨要说法，在高埗镇通往市政府的东江大桥上，遭到警方拦阻和驱散。受此次抗议影响，裕元厂方答应工人，将在4月14日给予答复。
4月12日，劳工组织春风服务部主任张治儒在六个工人QQ群里同时宣传自己处理罢工事件的专业能力，经一天交流，贴出过去协助其他工人与资方开展集体谈判的通话记录，逐渐获得工人信任。他总结这一天交流，写了《给裕元鞋厂工友们的第一封公开信》。在行动方式上他建议工人：首先要串联沟通，形成统一认识；然后通过统一有效的行动指挥体系，平衡各种工人群体的利益，确立广泛全面诉求；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凑份子钱保护工人代表；公开行动过程，利用媒体压力促使政府倒向劳动者一方。他建议工人向资方提出的具体诉求为：补交社保差额；并且此后都以实际工资为标准全额缴纳五险一金；工人工资上涨30％；由全体员工选举的工人代表与裕元集团就最终谈判的结果签订集体合同，并承诺裕元集团不打击报复参与谈判的工人代表；改组裕元集团工会，由工会会员直接选举工会主席。许多建议为工人后来为工人所采纳，罢工初步有了较为明确的斗争方向。但在4月13日，张治儒等人被警方带走。
（二）厂方回复缺乏诚意，罢工升级
4月14日，厂方贴出新的社保方案，答应从5月起提高社保标准，但未提及补交此前漏交的社保费，新的社保缴费标准也仍未以工人的实际工资为准。工人得知厂方在4月14日有一批订单必须交货，否则面临高额违约金，故此才欺骗工人说14日答复。有几个厂的工人开始罢工。另外，工人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当日下午，一个台湾管理人员对罢工工人说：你们滚吧，大陆人贱得很，要钱不要脸。这件事更引起了工人对台湾老板的愤怒。第二天，裕元在东莞的四万多工人都开始罢工。
14日下午，数千名工人聚集在裕元厂区外的振兴南路上，进行抗议。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并有工人受伤。此后几天内，但凡有上街举动，就遭到警方毫不客气的暴力驱赶。工人们不敢上街，只每天早上按时来到工厂，去考勤打卡一下便离开，有的在厂外闲坐，大多数则直接回家。而到了傍晚下班的时刻，大批工人们又陆续从各自家里走出来，回到厂房打卡，接着便离开。
17日，厂方张贴通告，要求员工于下午恢复正常工作，同时强调不会追究工人早前罢工及旷工，否则就会受到惩处。通告还称，将自下个月起提高员工的福利金，强调公司有诚意创造劳资双赢。工人们贴出的大字报表示要罢工到5月，同时要求在政府部门、媒体在场做公证的情形下谈判。有个厂长撕毁工人的大字报，要求工人复工，被工人们扔进河里。
18日，裕元江西安福分厂的2000工人举行罢工支持东莞工人。
21日下午下午四时许，厂方张贴《关于调整社保、住房公积金的方案》和《有关工友生活津贴的方案》，这两份《方案》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1)从2014年5月起依法足额缴存社保和住房公积金；(2)按照工人的意思，依法办理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补缴；(3)从2014年5月1日起每月发给工人生活津贴230元。表面上看，工厂貌似做出了巨大让步工人的维权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实际上，厂方的“依法足额缴存”并未给出明确的缴费基数，并且，厂方提到“根据工人的意愿、补缴社保和公积金”明显是一种障眼法，因为工厂这样一种补缴方式，明显是在撇清其十几年来偷逃欠缴工人社保和住房公积金所应该承担的违法责任；最后厂方提到“为体恤员工辛劳”特地从5月1日起每月给工人发放230元的生活津贴，毫无疑问这种表述的口气依旧傲慢无礼，并与工人提出的涨薪30%相去甚远，工人觉得是对自己人格和尊严的侮辱。于是工人继续罢工抗议，罢工人数依旧占裕元集团所有工人总数的80%以上。
（三）工会和警察强力介入，罢工失败
24日，东莞市总工会工作组以及资方的回复意见出台，总工会的回复意见明显偏向资方，相比之前资方提出的方案没有任何进步，而且对资方欠缴社保的事实只字不提。关于工人拒绝230元的生活津贴一事上，资方甚至蛮横地回复“部份人员拒绝，但也有人员同意。拒绝者，可签属拒领”。
同日，东莞市公安局派警力介入，强行要求工人复工。在G8化工厂发生了课长殴打女工致头破血流的恶性事件；在老三厂，警察冲入车间直接殴打一名拒绝复工的女工，几名警察将其强行抬走。大量便衣混在工人中，发现有积极罢工的工人当场就带走。特警、防暴警察空前出动，封锁工厂，乃至进入车间直接为老板站岗，给工人造成极大压力。但罢工工人远没有被压服，四万工人的大多数仍然在罢工，有至少一万人出了车间，其他大多数人在车间里静坐罢工。
25日，东莞市公安局贴出告示:目前，裕元厂大部分员工已经复工，但我们发现有个别员工受到恐吓、威胁。公安机关坚决维护广大员工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对违法行为，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26日，公开的罢工开始转为很不明确的怠工和消极复工，历时12天的东莞罢工基本结束。
三、罢工失败的分析
裕元工人为了争取工资和社保而奋起抗争，但在多方的压力下最终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工人并没有广泛而紧密地组织起来。
虽然这次罢工有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但工人们并没有自下而上、由点到面地广泛组织起来，而处于一种极为初级、粗糙的组织状态，这样的组织程度，发动一次罢工是可以做到的，但绝对不可能把这次罢工进行到底。在罢工中，裕元工人们大多通过QQ群等网络工具进行线上串联，或通过聚餐等形式进行线下串联，这种串联不仅受到一定的范围限制，受到监控，更重要的是不可能举行一次公开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工人代表和工人代表委员会，而没有选举，分散的意志就不可能整合为一种集体意志，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在工人中具有公信力、影响力并因而具有指挥权力的领导团队，一旦遇到企业和政府的分化瓦解而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候，在工人们的诉求出现矛盾的时候，在长期坚持出现疲惫和斗志松懈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群龙无首的状态从而迅速趋于瓦解。
除此之外，罢工时，大多数工人打卡后变离开厂区各自回家，这种分散的状态更凸显了工人罢工缺乏组织性，如果工人们不能聚在一起选出代表，统一诉求，而是各自为战，那么工人便很容易在资方和政府的压力下妥协。
（二）工会、政府和警察的强大压力
不同地区的政府对待罢工的态度和对策是有差别的。在珠三角地区，总的来说政府是倾向于保护资方打压劳方的，广州市和深圳市政府相对比较温和，一般而言，工人罢工只要限于厂区范围内，政府不会出动警力清场，只有在工人冲出厂区时才会动用警力。对工人最为强硬和凶悍的就是东莞市政府，只要工人罢工，即使是在工厂范围内，几乎每次都会动用警力甚至带着警犬进场抓人，最著名的就是东莞诺基亚罢工和裕元大罢工。
除了警察一开始就强力打压工人外，4月24日东莞市总工会工作组向工人和社会各界发布的包含有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局、公积金管理中心、总工会四部门和裕元工厂的“回复意见”，通观那几个政府部门的“回复意见”，都具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完全不承认自己监管失职，不仅没有一丝歉意，更没有丝毫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意思，一如既往地以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吻向工人居高临下地训话；二是用僵硬的法律条文驳回工人要求企业方面补缴工人部分养老金的诉求，而完全不顾正是因为企业的违法行为导致工人交不起个人承担部分的事实。而且，市总工会在4月24日甚至向工人发出了复工倡议书，完全倒向了资方，工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工会当然介入了，也把工人代表都刮出来了，所有工人代表在工会的帮助下，都已全部抓获归案，无一逃脱，工会功不可没－－我和我的小伙伴当时就惊倒了！请贵会兑现承诺，取信于工人和社会！”总工会表明立场，直接导致了罢工形势的急转直下：缺乏强有力组织的工人们无法招架、无力抗衡资政联盟的强大压力。
四、社保、法律和农民工的出路
（一）社保和农民工
裕元罢工是在中国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背景中发生的，它凸显了第二代新工人回不去农村却又无法融入城市的尴尬处境。早已熟悉了城市生活的工人们，渴望自己能被城市认可，能够在城市长久地生活下去。但是，工人们很快发现，他们在基本的生活保障方面都无法得不到满足，社保欠缴，意味工人们无法抵抗来自未来的种种风险。失业怎么办？生病怎么办？买不起房子怎么办？对未来的担心迫使工人奋起争取自己的工资和社保。这场罢工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它反映了中国的工人运动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以前是要求涨工资，这次则提出补缴社保。裕元大罢工一个多月后，宝威亚太电子(深圳)有限公司500员工，因公司一直未依法足额缴纳社保问题，于2014年6月9日开始罢工，要求工厂买断工龄，补缴社保差额和住房公积金、提高加班费计算基数和成立工会等诉求；7月21日，深圳奇利田公司发生罢工，提出了补交入职以来的社保和公积金差额等9项诉求。裕元罢工的意义和价值将在今后日益凸显出来。
越来越多工人将面临退休等问题，裕元大罢工只是打响了社保的第一枪，社保问题还将继续。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43310亿元，其中征缴收入33403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38052亿元，当期征缴收入已经低于当期支出，且资金规模仅相当于当期基金支出的87.78%。这导致2017年财政补贴社保金额缺口巨大，因此才有了2018年税务局征收社保一事。社保一旦全额征收，势必导致企业成本加剧，这就形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不征收就有巨大的缺口，征收就导致企业或员工利益受损。到底动谁的奶酪？让企业缴纳社保？还是提高员工缴纳比例？不管动谁的，最后负担都将转嫁到工人身上，导致矛盾激化。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四十年，是极其不规范的四十年。私人企业给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比例很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率不到20%。越来越多的人临近退休，政府社保缺口，资本家的欠账，叠加在一起，社保在今后将成为斗争的一个重要诉求，甚至可能围绕社保形成区域性或全国性联动。
（二）法律和斗争
在这场罢工中，工人本想通过法律途径满足自身的合理诉求，但是资方、工会、警察结成强大联盟打压罢工的事实教育工人，无产者只有抛除幻想，依靠自身的力量才能获得解放。这种力量，来自于工人的团结和组织。但是团结和组织不是一句空话，也不能依靠任何外在的力量来实现。罢工中，以张治儒为首的春风服务社试图将工人组织起来，不仅前期得不到工人的信任，而且很快被东莞国宝带走。劳工NGO在国内的尴尬地位以及它跟工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外界结构对工人的团结只能起辅助性和推动性的作用，工人的组织化还得依靠自己来实现。组织化的前提是要有一批遍布各厂的积极分子，他们能够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赢得工人们的信任，在群众中获得权威，并且将工人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这样的罢工才能真正获得胜利。目前取得胜利的各种罢工中，这样的积极分子大多是自发产生的，但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将有更多的人自觉地成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那时，工人们争取地将不再是狭隘的经济利益，而是要彻底推翻雇佣劳动制度，为着一个新社会的到来而奋勇前进。
第六节 NGO的兴衰
2012年到2015年，是工人搬厂斗争和社保斗争集中爆发的四年，也是NGO快速分化的四年。从2012年起，一部分NGO走向工运并尝试在工人中的组建工作。这个时候工人大规模搬迁斗争刚刚开始，而涨薪斗争还未完全消退，NGO就是搭了这个东风，快速发展，形成一套成熟的工作模式，成了参与这一轮工潮的主要外部力量，上述ASM和裕元罢工都有NGO身影，前者红花草曾深度参与，后者春风试图参与但未遂。由于其工作方式带来的必然矛盾，NGO在2015年后迅速衰落，退出了工人运动的历史舞台[32]。
一、NGO工作模式分析
（一）切入
一般而言，NGO在当地都是长期经营，通过活动、探访、课程等等，熟悉工人，建立信任。因此一旦发生斗争，工人会提前与之商量，或者在斗争后方便其介入。
2014年底爆发的番禺利得鞋厂大罢工，就因打工族（NGO）在该地区长期经营，得到工人的信任和了解，因此工人们在发现资方有减少订单、转移设备等搬迁迹象时，就与打工族联系，寻求帮助。
（二）梳理诉求和行动方案
切入之后第二步，是帮助工人梳理诉求和行动方案，包括防止工人搭便车的行为。2014年，广州军区总医院保洁工人维权案中，“当时有 5 位工人正在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追讨社会保险费，而其他人则持观望态度。番禺打工族认为，该公司170余名保洁工人都面临雇主未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可以通过集体谈判追讨权益。他们在工人当中找到了一位女工，经过多次动员交流，该女工联络了其他工友到番禺打工族办公室接受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引导他们理解团结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的权益所在，并建立了工人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在2013年中医药大学护工和保安维权案中，“针对院方拒绝与工人谈判的情况，番禺打工族建议护工和保安员向社会求助，具体的方式是，在医院门口竖起表达工人诉求的牌子，征集路人的签名；在工作中，利用空闲时间向患者及其家属诉说个人的诉求，让他们了解行动的意义；为了推动院方谈判，还建议将工人分为 10 组，在每天下班时间到医院出入口拦截院方领导，要求他们与工人谈判。”
在2014年佛山工艺工人维权案中，“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集体谈判要约，但 10 天过后，资方一直不予回应。对此，番禺打工族工作人员在工人代表会议上提出，应当给予资方适当的压力。次日，工人代表召开了全体工人大会，会议决定将集体行动升级，包括：在车间、厂区内举行有序、理性的抗议行动；向公司客户发出公开信；寻求当地府和工会的支持；向媒体通报维权行动的进展情况；通过社会媒体传递行动信息等等。”
而在利得案中，工人在行动之前就与打工族联系，并在工作人员帮助下完成了诉求整合，从而在罢工启动次日，当资方表示愿意与工人代表进行集体谈判时，工人代表很快拿出了包括“保护工人代表、协商安置方案、补缴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支付加班费和高温补贴、给予带薪年假和产假待遇”等在内的13项集体谈判诉求。
在此过程中，NGO除提供法律帮助、整合诉求外，还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灌输。“而当工人们原初散乱的诉求被整合统一起来之后，他们不但了解到这些诉求的法律依据，更能够进入价值观的层面，认识到工人与老板、资本与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从而使工人对于自己被整合以后的诉求更加理直气壮”。
这个过程既是梳理诉求的过程，又是初步组织化的过程。
（三）选代表和培训代表
利得案初期，NGO在赢得工人信任，摸清工厂结构和基本情况后，协助该厂工人选举产生了 65 名工人代表。
在2014年奇利田搬厂斗争中，春风服务部和小小草协助工人选举产生了13人组成的工人委员会，并在这个委员会内设立了5个工作小组：谈判小组、宣传和联络小组、纪律小组、经费小组和工会改组小组。
民主选举，即是形式，也是内容。也就是说，通过选举的流程，工人感受到了组织的力量，被选举的工人感受到了阶级的力量，因此有次过程，不论是代表还是普工工人，在行动中都会更加坚定。
选举后就是培训，大致内容有：“如何做让工人满意的决策；如何防止工人被分化；如何与资方理性沟通、诚意谈判；如何在谈判中既能作出让步妥协又能坚守住谈判底线；如何与工人及时通报谈判进展等等。”为完成上述培训，一般会安排法律课、谈判技巧、价值观培训，等等。在此过程中，会播放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进行意识教育。
（四）授权谈判
授权有两个作用，其一是以书面的形式形成法律的代理关系，堵住资方钻空子的空间。其二是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组织的意识和感受集体的力量。
授权过程会潜移默化的强化代表的负责意识和工人的服从意识，有利于形成一支步调一致的战斗队伍。
实践证明，通过民主程序选出的工人代表，尤其是在经过委托授权程序之后，很多都能够在行动中胜任代表的角色。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在行动中都能够保持坚定的立场，不为资方与政府的利诱与威胁所动，这也让他们赢得了工人们的拥护与支持。通过选举与授权程序，也让工人们认识到，他们既要信任、支持和保护工人代表，也有权在代表不称职或不认真履行职能的时候通过程序撤换他们。
（五）正式谈判和保护代表
NGO的主战场是谈判桌，罢工是为了引导向谈判。在利得案中，在打工族的协助下，工人代表在罢工之初就提出集体谈判邀约，“在第一个阶段（2014年12月），劳资双方已经就加班费、高温津贴、带薪年休假工资补偿等事项达成协议。但在第二个阶段（2015 年 4 月），资方拒绝与工人代表再就补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及工龄补偿事宜进行谈判，部分工人谈判代表也在资方的威胁利诱下不愿履行职能。打工族工作人员及时组织工人重新选举了新的工人代表，制定了再次以罢工、守厂方式迫使资方回到谈判桌旁的策略。”
（六）保护代表
工人代表遭到资方威胁与报复、政府打压之后，NGO会组织工人采取各种不同的行动支援工人代表，包括组织工人营救被抓捕的代表、到有关政府部门投诉、在法庭上为工人代表辩护、为工人代表争取复工或者经济补偿等等。NGO会动员工人在集体谈判中提出保护工人代表、禁止资方任何形式的报复等等要求，当工人代表被警方拘捕之后，他们也会积极参与劳工NGO组织的营救行动。
保护代表是进一步强化组织，强化集体认同的方法，也是工人在斗争中的切实需要。在保护代表的过程中，工人与他们的代表更加紧密地团结到了一起。
二、NGO覆灭过程及分析
NGO事实上是一个全公开的地下工会。一方面，他是工会，做的是工会的事情，诸如组织工人、维护权益、法律宣传、培训代表，等等；另一方面，上述事情本该由地方工会承担，但地方工会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主动组织工人与资方斗争。NGO弥补了地方工会的缺陷，然而，国家却永远不可能给予其工会的名义。
NGO的工作模式导致其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必然走向灭亡。NGO为了扩大，必须采取公开方式，要有固定办公场地，要有案例在网上宣传，要参加学术会议，等等，其工作对象对其存在也不可能保密。这一切，导致NGO的一举一动都在官方监控之下。当NGO初起步时，主要对立面是单个的资本家，而并非政府。比如曾飞洋就曾多次被打，幕后黑手多是资方。但是一旦NGO做大，官方必定不会放任一个“以组织工人斗争为主要职责的机构”而不管。春风、打工族、小小草、劳维、向阳花，等等，在其转向工运后，参与了大量事件，2012–2015年有名的斗争案例，基本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2013年是NGO覆灭的起点。2013年10月11日，番禺打工族、向阳花、青岛小陈热线服务部、春风服务部、深圳时代女工服务部、中山打工族、劳维所以及20多名曾经担任过工人代表的工人，甚至联合发布了一个《劳资集体谈判守则》。这对官方而言，是一个信号，一个独立工会的信号。
2015年利得鞋厂案是NGO覆灭的导火索。在利得案中的第二个阶段（2015年4月），当地警方曾在工人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出动近百名警察包围会场，抓走几名工人代表和一名打工族工作人员。打工族随后组织工人展开营救行动，数百名工人在当地派出所门前聚集，高喊“放人”的口号，迫使警方不得不在数小时后释放了被抓捕的人。营救代表的行动获胜了，但整个NGO的工作却被宣判了死刑。不能有一个如此有动员力而又不在掌握中的组织，这是政府的底线。当前的政府，不可能容忍这样的以建立地下工会为己任的组织体系存在，更何况其还领取海外资金。
当年12月，打工族主要工作人员即被警方逮捕，并于次年9月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年限不等的有期徒刑（1–4年，有缓刑）。
NGO的兴起，本身就表明工人运动朝气蓬勃，不可遏制。工运型NGO兴起的时间点，是工人搬迁斗争刚刚兴起而涨薪斗争尚未完结的时候，是随着工运本身的快速发展，NGO才获得了快速发展。NGO的灭亡，说明了在当前条件下，无产阶级即使是工联层次的组织化，也不可能依靠NGO这样的外部力量来完成。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身在斗争中，去建立越来越大规模的联系，并最终建立全国性的组织。
无产阶级必须要完成这个任务，无产阶级已经在完成这个任务了。
[1] 10月份广东关闭中小企业多于前三季度总和[N]. 新华网，2008–12–20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12/20/content_10530788.htm
[2]约二万间内地港企或面临倒闭 升级转型才是出路[N]. 中国新闻网，2008–10–30
http://www.chinanews.com/ga/gaynd/news/2008/10-30/1431783.shtml
[3] 南昌鼓励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培训 每人补贴500–600元 市本级可降低三项社保费率[N]. 大江网，2009–03–09
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09/03/09/011043984.shtml
[4]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5] 网文.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变. 安邦每日经济，2010–2–22
http://www.tzdrc.gov.cn/info.asp?id=2394
[6] 林洁，实习生，邱乐昀. 珠三角新一轮民工荒调查:经济回暖 企业却招不到人[N]. 中国青年报，2010–01–26
http://www.cbsrb.com/society/shgj/htm/2010-01/26/content_62645.htm
[7] 药剂有毒是员工在一次政府巡检中偶然得知的。当时市安检局去公司调查时，所有领导强制员工配合他们蒙骗调查人员，把有害化学药品先藏起来，等调查人员走了立刻拿出让员工用，员工这才发现药剂有蹊跷。
[8] 记者深入调查苹果供应商联建员工中毒事件 — — 代工企业的罪与罚[N]. 半岛网-半岛都市报，2011–03–01
http://bddsb.bandao.cn/data/20110301/html/44/content_1.html
[9] 联建共有上万名工人。
[10] 汪万里. 东莞一名企数千员工停产要求加薪[N]. 广州日报，2010–03–01.
http://www.yznews.com.cn/news/shxw/2010-03/01/content_3118650.htm
[11] 曾育军. 加薪梦碎 家具巨头工人罢工[N]. 南方网，2010–02–27.
http://news.163.com/10/0227/16/60HSLN8G000146BB.html
[12] 工人们告诉记者，以前底薪是690元的时候，工人们的工资构成是：工资=690元+技术津贴（420元左右）+伙食补贴（240元），每个月能拿到手1300元左右。底薪变成770元后，工资构成就成了：工资=770元+加班费。原先的技术津贴和伙食补贴全都没有了。“加班多的时候我们一个月能拿到1600~1700元，不加班的时候连770元都拿不到”。
[13] 严翠. 东莞台升家具厂千人要求加薪未果[N]. 每日经济新闻，2010–03–02.
http://house.people.com.cn/GB/11053004.html
[14]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第23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5]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6] 本田员工此时的基本工资是675元，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
[17] 本田的整车厂广汽本田是广汽集团的下属单位。
[18] 邱立本、呙中校等. 新时期工运湘军先锋. 亚洲周刊（香港），2010（6）.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0061811663.html
[19] 莫非，吴敏平. 广东制订企业民主管理条例 促构建和谐劳动关系[N]. 中国新闻网，2010–07–21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0/07-21/2416984.shtml
[20] 陈青松. 苹果惠普供应商上海千人罢工[N]. 扬州网，2011–12–06.
http://www.yznews.com.cn/news/kjxw/2011-12/06/content_3781342.htm
[21] 曹开虎，黄盛剑. 15%陶瓷企业面临关闭[N]. 好买网，2011–03–22. http://www.howbuy.com/news/1032710.html
[22] 根据工人在网上发帖的资料显示，“欧雅清远市清城区欧雅陶瓷有限公司，拖欠员工工资2个多月不发放，去年2013年1月份工资到现在3月份一直没发放。而且工资很低，每个月做30天，每天8小时，月底工资不到2400，不满3个月的，辞工最后一个月工资按百分之60发。本人请求劳动局过来核查，请求你们给我们打工者一个说法。”
[23] 佛山南海“讨薪门”，让外来民工寒冷的冬天更寒冷！. http://hi.baidu.com/aqq99221/item/e2a3ca586b8a0a0ae7c4a556
[24] https://finance.qq.com/a/20111124/005357.htm
[25] 到11月1日时，厂方要求所有工人想要进入工厂，就必须签一份“复工合同”，不签就不允许进厂，并且“没有任何经济补偿”。“我们没有办法，就都签了，但还是坐在那里，不干活。”一名工人告诉记者。
[26] 化学部一名工人告诉记者，“每个车间都有好几个警察守着，那么多警察盯着你，胆子小的都害怕了，所以有部分人可能开始干活了。”
[27]深圳日企海量公司千人罢工调查，价值中国推荐 2012–01–15 《法人》
[28] 网上流传了当地防暴警察和公司高管连手打伤多名员工的视频，画面中还有孕妇。视频中多次看到穿着印有“南山警察”字样制服的人士镇压人群。
[29]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988708&page=12&uid=&usernames=&userids=&action
[30] http://auto.qq.com/a/20110530/000316.htm
[31] 早在2007年3月19日，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曾以《残缺的社会保险》为题，曝光东莞裕元鞋厂严重违反用工法律，未为员工缴纳全额社保，只缴了工伤险，连管理层也没有社保。东莞社保局人员答复：“我们国家这么大，首先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工伤保险，然后是医疗保险，然后再逐步扩展养老保险。”当年情形，工伤赔偿问题极易引发冲突，而养老、医疗并不那么急需，因此政府部门只强制企业缴纳工伤险。
[32] 本节第一部分主要参考《中国劳工通讯》相关论述。
